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尤其是驻华英美烟公司、颐中烟草公司、英美烟上海卷烟工厂这三个在沪企业，经历了兴起、成长、鼎盛、危机、恢复、萎缩、退场的过程变化；其香烟品类繁多，广告扣人心弦，产品销量一度可观。然而，在沪销量呈现出不同于全国销量的特点，愈发彰显上海市民消费心理的扑朔迷离。这个年代的上海社会，同时激荡着“世俗化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消费文化”。前者集中反映在上海市民：简单时尚的消费观念、娱乐休闲的生活方式和上等人士的身份认同上，而后者体现在上海市民：承袭“国货运动”中“消费国货，抵制洋货”的理念，不断强化产品的“国货”属性上。这两股势力在该时期得以发展壮大，并形成掎角之势，共同建构上海市民消费心理的外界消费环境。鉴于“消费心理”自身内隐性的特点和直接对其记载的史料贫瘠所限，本论文第三章，即主体部分的论证，我们借助综合分析上海市民消费抵制行为，对此概念进行定性研究。依托详实史料，选取市民群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阶层：学生、工人、民族资本家，重点论述其在抵制英美烟公司最激烈的“五卅运动”和“1927年上海英美烟厂罢工”期间，对英美烟公司产品的消费抵制；并与同时代其他地区民众的消费抵制行为进行比较研究；更坚定了初期对上海市民温和民族主义消费心理的论断，其与上述地区激进的民族中心主义消费心理不同的是：上海市民在“消费主义”和“民族主义”双重消费环境驱动下，精明地找到此间的平衡点，进而理性地践行此温和的民族主义消费心理。论文的最后一章是进一步分析，上海市民这种消费心理“持久战”的原因。外在消费环境奠定了市民消费心理的双重感情基调：既要享受“消费”，又要保全“爱国心”；上海市民自身的双重性人格：既有传统中国人“要面子”、江南人“柔弱”性情，又含现代精明的商人气质，催生出其找寻出两全之策的“中庸之道”；英美烟公司深谙香烟营销的心理战术，结合上海市民消费心理与上海社会消费环境，对症下药，集中表现为：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文化、社会多向度的“反抵制”举措；时任的南京国民政府和上海地方政府，也不失时机卷入这场上海市民与英美烟公司产品之间的“心战”，通过倡导“禁烟”、“节约”运动和调控卷烟税，在谋一己私力的同时，无疑对上海市民的消费心理起着调剂作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市民立足现实消费环境，在多方利益群体的相互作用下，探寻出迥异于其他地区的温和民族主义消费心理，并理性、稳健地予以践行。这种理性有度对待消费的精神，应当值得尊重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