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考察了1964—70年威尔逊政府的收入政策所引发的一系列冲突及其化解过程,具体分析了利益型谈判在维持工会与工党的传统合作关系及避免冲突激化这两方面的作用。　　 本文第一部分是追述收入政策的历史流变。艾德礼政府的收入政策是工党与工会第一次是成功运用利益型谈判制订和执行收入政策的典范,同时也为后续的收入政策提供了经验。其成功之处在于,双方通过谈判认识到共同利益,政府承诺保护工会的基本利益,这使工会方愿意牺牲自身短期利益,与政府共同为稳定宏观经济而努力。其教训在于,政府一方没能全面考虑收入政策带来的影响,在面临英镑危机时,举措失当,导致工人生活水平下降,破坏了收入政策存在的前提。虽然1955—64年保守党政府也推行了“间接”收入政策,由于保守党缺乏工党与工会之间的传统合作关系,无法模仿艾德礼政府的谈判模式通过直接谈判的方式制订工会能接受的收入政策。但是保守党政府没有放弃这方面的努力,它通过成立专门委员会公开刊发调查报告的方式,试图引导工会接受政府的调控工资收入的宏观经济政策,或者试图成立包括工会领袖在内的宏观调控委员会。然而,工会对企图损害其利益的任何措施都充满戒心,当时工会的势力又强大到政府根本无法左右的程度。当保守党企图用调低部分政府雇员工资的方式引导整个工资水平时,立刻遭到工会的有力反击而失败。　　 第二部分是本文的重点部分,用利益型谈判模式分析威尔逊政府与工会高层协商制订收入政策的过程。这是理想与现实的交锋过程,在制订政策时,威尔逊政府与工会高层完美地在字面意义上实践了利益型谈判,从和平学角度看是令人激动的事实。然而任何模式都难以面面俱到,现实是当时英国的巨额财政赤字、严重的通胀和接踵而来的英镑危机不断考验政府和工会高层的良苦用心。原计划的全面收入政策最终缩水,成为与艾德礼时期类似的短期收入政策,也是工会所厌恶的短期行为。工会高层保持了一定克制,容忍了损害其利益的收入政策,但这终究是不可持续的,失败是其最终结果。　　 第三部分是分析收入政策失败的原因。其主要因素是威尔逊政府与工会高层忽视了广大底层工会组织在收入政策制订与执行过程的重要作用,这违反了和平学冲突化解中“问题的参与者即解决者”的原则。由于英国工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分散性利益布局和底层自治传统,使工会高层很难控制其行为,任何政策没有底层积极配合必然会偏离预定轨道。　　 第四部分主要论述威尔逊政府与工会高层如何在最后的关键时期化解冲突。收入政策的失败动摇了双方的信任关系,政府有意用立法手段直接排除工会底层对收入政策的影响。但是这必然遭到工会高层的极力反对。双方为此发生了冗长的争论,一度有谈判破裂的可能。双方十分重视传统的合作关系,因此始终没有放弃利益型谈判,工会用修改工会代表大会宪章和承诺未来改善相关情况的方法化解了冲突,缓和了紧张局面。　　 纵观整个收入政策制订和执行过程,收入政策的制订与执行始终不脱离工党政府与工会高层之间的利益型谈判架构。工党政府与工会推行收入政策不仅依靠宏观经济层面的共同利益,更依赖于传统合作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利益型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