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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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索在社会心理因素作用下,青少年首发精神障碍患者父母在孩子确诊后一年内的心理社会轨迹。了解其在孩子患病早期的经历、社会支持需求;分析患者父母心理健康状况变化趋势与其自身情况、应付方式、社会支持度、孩子疾病的相关性。为遭受心理健康挑战的青少年首发精神障碍患者父母制订干预策略提供依据。方法:采用目的抽样法,于2020年12月至2021年3月,在江西省某三甲精神专科医院,选取了42名首发精神障碍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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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索在社会心理因素作用下,青少年首发精神障碍患者父母在孩子确诊后一年内的心理社会轨迹。了解其在孩子患病早期的经历、社会支持需求;分析患者父母心理健康状况变化趋势与其自身情况、应付方式、社会支持度、孩子疾病的相关性。为遭受心理健康挑战的青少年首发精神障碍患者父母制订干预策略提供依据。方法:采用目的抽样法,于2020年12月至2021年3月,在江西省某三甲精神专科医院,选取了42名首发精神障碍患者及父母作为研究对象。一年内分别在患者确诊（0-2周）时、6个月、12个月对患者父母进行3次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并调研患者及其父/母,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艾森克人格问卷、应付方式问卷、社会支持量表、症状自评量表。应用SPSS和Mplus软件对问卷调查收集整理的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非参数检验、配对分析及潜类别分析,探究影响患者父母心理社会变化趋势的因素;应用NVIVO软件整理资料和分析访谈数据,结合量化分析探寻患者父母的三种轨迹模式。结果:量性研究结果:1.在患者确诊（0-2周）时、6个月、12个月,患者组3次SCL-90分别测得:（280.95±52.19）分、（186.94±65.12）分、（193.19±77.87）分;父母组3次SCL-90分别测得:（151.8±32.78）分、（127.91±30.64）分、（126.10±33.54）分。可见经过治疗患者组第2次SCL-90测量总分得到了显著下降（p＜0.05）,而随着治疗情况的稳定,第3次测量分数出现了升高,但差异并不显著（p＞0.05）。三次测量患者组和父母组SCL-90得分差异显著（p＜0.05）,患者组三次得分呈现高低高的趋势,父母组三次测量总分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可见随着孩子病情得到缓解,父母组第2次SCL-90测量总分相比第1次SCL-90测量总分得到了显著下降（p＜0.05）;同时随着孩子病情逐渐稳定,第3次SCL-90得分相比于第2次SCL-90得分有略微下降,但无显著差异（p＞0.05）。2.父母按应付方式分类,退避自责组父母第2次SCL-90测试得分与非退避自责组别上,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0.05）;第1次SCL-90和第3次SCL-90测试得分,两者间没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0.05）。说明患者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父母面对问题由于处理方式的不同,对其心理健康水平有明显影响,非退避自责型父母的心理健康水平更容易在短时间内恢复。质性研究结果:明确了首发精神障碍患者父母以下三种心理社会轨迹:1.弹性轨迹:非退避自责组21名父母,他们最初对孩子患病事实难以接受,互相责怪,通过学习和自我调整,在较短的时间内平衡了孩子疾病和生活之间的关系,这一轨迹随着时间推移保持平稳。2.痛苦轨迹:退避自责组后期访谈负反馈型结果7名父母,他们长时间拒绝接受现实,被迫求医,情绪崩溃,担忧疗效,害怕熟人知道,影响孩子前途。虽然他们为患者付出了努力,但12个月过去,仍持续处于痛苦和焦虑的状态。3.恢复轨迹:退避自责组后期访谈正反馈型结果15名父母,他们最初否认、愤怒;接受病情后,愧疚自责;治疗过程,焦虑痛苦、寝食难安,虽信任医生,又忧虑疗效;后6个月在家人和社会帮助下,通过采取积极应对措施,改善了患者和自己的境况,工作基本恢复,虽忧虑孩子前途,但对孩子疾病治疗持积极态度。结论:1.首发精神障碍患者父母早期心理社会轨迹呈现弹性、痛苦、恢复三种形式。2.加强患者父母精神心理卫生防治相关知识的健康教育,提高其父母对精神障碍类疾病的早期识别能力,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可减轻其在孩子患病期内心理负担。3.病情重的患者父母心理健康变化趋势大,应给予其更多关注和指导,帮助其适应患者疾病带给生活和心理的巨大变化。4.患者疾病早期,父母心理健康系统经受极大冲击,医务人员接诊患者,应同时将父母纳入早期干预计划;退避自责型父母心理健康调适能力较非退避自责型差,难以在短时间内恢复,对退避自责型父母应建立心理健康跟踪个案,为该类型父母提供持续干预服务,促进其心理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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