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苏北为地域空间，以省域为商帮的籍属范围，考察明清时期苏北的商人商帮的经营活动及其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　　本文选取扬州、淮安、徐州为考察对象，首先介绍了商人商帮在这三个地区的经营活动及势力盛衰过程。明清时期，安徽商人、山西商人、陕西商人、江苏商人、浙江商人等商帮在苏北地区先后展开了商业活动。苏北地区商人的商业活动与国家的盐政、漕政、河政等政策息息相关。苏北地区的经济资源有限，其吸引商人的优势在于其优越的交通位置和鱼、盐等产品。而这些优势能否长久保持，很大程度在于国家能否保证运河的浚通、盐业政策如何变化、漕运路线的稳定与否。而远离盐业营运中心的地区，商业相对欠发达。明清时期在苏北地区活动的商人有先后之别。明代，以徽商、晋商、陕商为主，江西商人、洞庭商人居其次，其他地区的商人并不多见。至道光以前，徽商以盐商为最盛，晋商以盐商为多，后纷纷转向钱业，而陕西商人日趋没落。清中期以后，其他地域的商帮逐渐兴起，他们灵活经营，分享余润，如浙江商人、镇江商人、南京商人等小商帮，至清末也渐成声势，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因此，在考察地域商帮的势力盛衰时，应注意其兴衰年代的先后，不能一概而论。但由于苏北地区资源有限，并不如江南地区规模之大，苏北地区并非其主要经营的地域。就其经营行业而言，苏北主要出产农副产品和盐、鱼等特产品，经济作物、特色作物尚未普遍种植，商品生产很少，因此输出的产品除盐以外，没有更大的利润空间，无法与发达的江南地区相媲美。因此商人在苏北地区多经营盐业、钱业等。其中盐业、钱业长期由徽商、晋商把持。盐业以徽商占优势，道光以后没落。钱业以晋商占绝对优势，清末，江西商人与之分庭抗礼。布业由镇江商人、洞庭商人等把持，木业由起初以徽商为多，到浙商、、闽商、江西商人跻身于经营的行列，米粮业由徽商和浙商主控，药业多镇江商人经营。总体而言，苏北地区向江南等地区输出盐、鱼、粮食等产品，而由外地商人输入布匹、丝绸、铜铁木器等产品。与江南地区相比而言，商品种类有限，地域商帮的数量、实力和规模都较为逊色。道光以后，随着盐法改革及运河的淤塞，商人势力受到沉重打击，苏北的商业陷入萧条。　　商帮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是本文讨论的又一重点。随着商人在苏北地区经营活动的展开，他们与社会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一方面，商人为了继续把持政府赋予的经营特权及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他们向政府献出了大量的钱财，并积极投身于当地的公益事业建设。商人为了抬高自身的社会地位，与文人名士往来密切，并培养其子弟入仕，从而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另一方面，由于商人以追逐利润和保护财富为最终目标，他们不可避免地与其它阶层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从政府角度而言，固然需要维护商人的合法利益，平衡商人和消费民众之间的关系，但商人在更大程度上是其财政收入的保证人。盐商、钱商实力雄厚，政府在要求商人保证正常交税外，常巧立名目，百般勒索。因此，政府既是商人的经济保障，又蚕食着商人积累的财富。从商人与苏北民众的关系来看，商人赈饥恤贫，热心于公益事业。凡修建桥梁、兴修学社、赈济灾民、置办义田多踊跃捐资，商人逐渐为苏北民众所接纳，也为日后商业活动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商人的善举义行既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也有益于苏北民众的生活。但商人的最终目标毕竟是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在经营的过程中通过盘剥民众积累财富，又利用其资产购买田产建造园林，占据了许多景色秀丽的地方。此外，许多商人生活奢靡无度，苛待仆人，苛剥当地民众，从这一点而言，他们和民众之间又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从商人与文人名士的关系来看，虽然商人促进了文化建设，究其目的而言，他们各取所需，各有所得。商人需要倚仗文人之笔来为自己塑造良好的形象，抹去其追名求利的一面，成为“义商”“良贾”的典范。同时，他们在有所余资时，往往要求其子弟攻读经书，以求金榜题名、光耀门庭。而文人需要依靠商人的资助，才能维持其风雅的生活，商人可谓其衣食父母，不少文人主动攀附商人，频繁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