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传入中国，最初由明清之际传教士的到来而引发，但这时的西学东渐无论在规模上还是范围上都显得十分有限，而且主要是被动输入，虽也有部分中国人开始主动译介西学，但在内容的选择上始终没有超出格致天算之领域。熊月之曾将晚清西学东渐分为四个历史阶段:1811-1842年阶段，西学主要通过耶稣教会和传教士译介而来;1843-1860年阶段，西学东渐无论在传播范围、译介数量还是在翻译队伍等方面都比前一阶段有很大进步;1860-1900年阶段，突出特点是政府创办译书机构，翻译西书量多面广，其中社会科学占有相当比例;1900-1911年阶段，从日本转口输入了大量西学，而且数量空前，社会科学的比重继续加大。就近代西方政治学东渐而言，主要是第三阶段以后的事。　　近代中国对西方政治学的引进是一个由浅入深、由零散到比较集中、由不系统到比较系统的渐进深化过程，这一过程既是西方政治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是中国对西方文明认识的不断深化过程，又是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向近现代转型的过程。　　1、19世纪60年代前西方政治知识在中国的零星传播。西方政治学最初并非以完整的理论形态传入中国，而是先进知识分子的零散介绍，这里首先要提及的应是林则徐，他翻译的《四洲志》原书名《世界地理大全》是近代国人第一次介绍世界地理的著作，其中有一段关于美国政治制度的介绍，尽管是非常简单和肤浅的，但毕竟是第一次使中国人得以知道美国最基本的政治制度。梁廷楠的《合众国说》（1844年）则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美国政治，该书详细叙述了美国议会制度的产生经过，对美国立法、司法、行政三者之间的关系之介绍也较为全面，此外，梁廷楠还在《兰仑偶说》中对英国政治制度作了简单介绍。魏源在《海国图志》（1842年）、徐继畲在《瀛寰志略》（1844年）中更是表现出对西方政治的极大兴趣，而且对英国、美国的议会制度作了详细介绍。同时，鸦片战争前，传教活动被清政府严厉禁止，所以早期来华传教士多在南洋和澳门的华人中布道，学习汉语、翻译圣经，他们也通过出版著作和发行杂志的方式传播了西方政治学知识，这一时期较著名的有《大英国统志》、及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但这一时期所引进的西方政治学还只是一些断章片语，远非西方政治学之全貌。　　本节重点介绍《大英国统志》、及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载体中传播的西方政治学知识　　2、19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末，西方系统政治思想传入中国。在这一时期，传教士与出使人员是译介西方政治学的主力，传教士总是以传播基督教义为自己的神圣天职，不过他们又往往不自觉地充当了传播西方科技、政治和文化的使者，近代来华的传教士不仅给中国人带来基督教义和现代科技知识，而且他们还编著了一批西方政治书籍，如《自西徂东》、《佐治刍言》、《文学兴国策》、《万国公法》为西方政治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很大贡献。除此之外，还在《教会新报》、《万国公报》等报纸上介绍了不少西方政治学说。其中《佐治刍言》影响甚大，应是戊戌前介绍西方政治学最为系统的一部著作，梁启超曾称之为“言政治最佳之书。”　　19世纪6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派人出国考察西方，虽然由于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决定他们不可能一下子了解到西方文化之精髓，但他们毕竟亲身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种种表象，而且各自在著述中写出了这些亲眼目睹的域外风情，其中关于西方政治的介绍，是中国人首次实地考察后对西方政治学的引进。1875年始，郭嵩焘、陈兰彬、何知璋、刘锡鸿等人先后出使英、美、日、德等国，他们分别就所在国的政治体制、政治原则、宪政制度等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特别对西方的议会制度、政党制度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总之，出使人员对西方政治学的介绍还是停留在较低水平上，仍然只是把译介的兴趣点滞留在西方政治的表层结构上。　　本节重点介绍著作《佐治刍言》、《文学兴国策》、《万国公法》及报刊《万国公报》上介绍的系统西方政治学思想。　　3、19世纪末至辛亥前从日本转口政治学知识体系的传入。戊戌变法是一次声势浩大的知识人造反运动，也是近代中国政治革新的第一次高潮，是近代中国最大的一次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参与，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看，这一运动都明显地具有西方政治的色彩，与此相伴，维新志士在引进西学方面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从戊戌到辛亥，中国在政治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同时这一时期也正是西方政治学东渐的黄金时段，一大批西方政治学名著相继问世，形成了政治学的繁荣景致。　　严复几乎成了几代中国翻译的同义语，无论怎么肯定他在西方政治学东渐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都不为过，他的最主要功绩“就在于他第一个比较系统地把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政治制度介绍到中国来。”1895年，严复译《天演论》初稿，1898年正式出版，该书在当时的影响简直无法想象，“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总之，在辛亥前，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都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理论依归来阐发自己的政治主张，《天演论》的引进使“进化政治观”得以进入中国人的政治思维。之后，又有多部政治学名著相继出版，如《群己权界论》、《群学肄言》、《社会通诠》、《法意》。　　在此期间，留日学生大量从日文译介西方政治学传入国内，如《自由原理》《国家论》、《政治学》、《宪政论》、《国家学原理》、《社会党》、《近世社会主义》等政治学著作都是从日文翻译而来。这些留日学生中以杨度为主的立宪派和以朱执信、宋教仁为主的革命派是译介主力这其中当然还包括梁启超，梁启超先生在此期间也译介了大量西方政治学说，如《霍布斯学案》、《卢梭学案》(1901年《清议报》第96-100册)，《洛克论主权》，《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1903年《新民丛报》第20、21号)等。近世以来，日本在学习西方文化的道路上远远走在了中国之前，特别是“明治维新”后，国运大振，国力日渐强大，在短期内成为亚洲强国，使中国先进志士钦羡不已，甲午战败，更使国人之文化心理防线一泻千里，于是东渡扶桑，赴洋求学，一时成为时尚。要而言之，这一时期的政治学东渐，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影响上，都已达到历史顶峰，使西方政治学成为时代之显学。　　西方政治学传入中国之后形成一系列诸如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想理论，特别是民主主义理论，在辛亥时期曾武装了一大批先进分子，成为他们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武器与理论根据，从而直接促进和推动了辛亥革命。与此同时，伴随这些学说与思想理论而来的一系列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的政治概念、观念，如国家观念、国民意识与权利观念、自我意识与自主观念及法治观念等，对开拓国人的政治思想，丰富政治知识，提高政治素质来说，作用更大，影响也更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