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工分五章(含附表一)和一个附录.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疾病、医疗与唐代社会生活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试图从一个比较新的角度来看待唐代医疗史以及疾病、医疗与社会生活以及一些相关问题的关系.第一章《唐代社会医疗体系及其评价》,对于唐代社会医疗的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以往备受研究者赞誉的官方医疗机构仅仅是唐代社会医疗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其设置初衰是为了满足皇室、贵族、百官、禁军等特定人群的医疗需求,除非发生大规模瘟疫,中央医疗机构并不负责平民医疗,即便表面上被赋以"掌疗民族"使命的地方医疗机构,根据其编制、水平判断,也不可能满足当地医疗需求.除了官方机构外,宗教团体和闾阎医人也是唐代医疗活动的重要力量.在厘清唐人"医疗"观念的基础上,该文对这些组成部分分别进行了概述和评价,对其特点进行了总结.第二章《唐代的医学教育与医人地位》,认为官方医学教育机构始终只是社会医学教育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除了官方机构外,还对佛寺、道观在传播医学知识方面的作用及其借此传播教义的意图加以了分析,同时通过对几个著名医药世家的修补杂分析得出结论——唐代医学教育中师徒相授(家学)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渠道,并且把这种师徒相授(家学)与魏晋时期医人子弟被迫承袭父业的现象进行了区分.第三章《唐代药材产地与市场》,根据《千金翼方》、《大唐六典》、《通典》、《元和郡县图志》、《新唐书》所列进奉药物名单制成《唐代诸州郡所产药材一览表》(见附表),以各州为单位,列出所产药物(有的并非当地土产,仅是贡物),并且着重分析了唐代"道地药材"产地分布特点,认为越靠近两京一带,药物登记越详细,越是偏远、开发程度不足的地区药物登记越疏阔,例如整个江南道登记在册的药物种类还没有京畿华州一个州多,这与当地许多药材不为外界所知有关,说明唐代"道地药材"的观念里羼杂有主观成分,并不全然符合自然状况.该章还对唐代药材市场进行了分析,认为唐代药材就生产方式而言有两大来源,一是自然采撷(猎取),二是人工种植(饲养),尤其后者,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普遍性,其产品完全自产自消估计是不可能的,必然是唐代市场药材的主要来源之一.另外,该章还对唐代药材市场药材的成品化、服务系统化、药商内部分工细化进行了论述.并对药材市场伴随唐代商品市场的发展而出现的变化加以简析.第四章《疾病与唐蕃战争》,从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理气候头目发,探讨疾病对唐蕃战争双方的影响.该章首先分析了古人对于高原反应的各种模糊认识,认为唐人对于高原反应缺乏正确的了解和应对措施,高宗时期在今青海省境内与吐蕃进行了两次大战(大非川战役、青海湖战役),皆失利,这与高原反应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唐军受到高原反应束缚的事实使得唐蕃双方都意识到唐军不可能越过乌海(今托索湖,海拔4000米)威胁吐蕃腹地.此后一直到天宝年间,唐军在青藏高原采取了战略守势,确保赤岭以东的河湟谷地(这里海拔在2000米左右,适合唐人生存).安史乱后,唐军主力撤离,吐蕃占领陇右、河西,同时开始大举进入内地,但是高原高寒气候塑造的胃热体质使得吐蕃军队夏季无法在内地立足(表现为遇到暑热天气则往往爆发瘟疫,所以只要主动权在手,吐蕃军队一般不会选择夏季在内地作战),尤其在剑南道,吐蕃军队进展十分有限,这与今四川盆地炎热潮湿的气候有很大关系.第五章《医疗与唐代民俗研究——以"割股奉亲"为例》,民俗与疾病、医疗的关系十分深远,该章以"割股奉亲"这一千年陋习为例加以探讨,重点在于"割股奉亲"的起源及其在唐代大行其道的原因.首先分析了"割股奉亲"与医疗的关系,认为"割股奉亲"既是原始思维模式的遗存,同时也是治疗瘵疾(肺结核)过程中对高蛋白食品需求的变相反映,在沉重赋役的压迫下,在佛教"舍身利他"和少数民族"割耳剺面"风俗影响下,儒家传统的"父母之体不合毁伤"观念早已经被打破(或者说原本就在下层民众间缺乏束缚力),那么当割股"治病"的行为与孝道结合起来时,其迅速蔓延也就毫不奇怪了,尤其是政府对割股奉亲者的褒奖政策,更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儒家传统学说的漏洞,士大夫阶层对于这种行为莫衷一是,赞许者、反对者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理论依据,但是总体来说赞成者多、反对者少,使得这种行为得以继续存在、发展.通过该章的分析可以看到,割股奉亲的大行其道与唐代社会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它以医疗为目的,但是却在唐代特有的文化背景下演变成一种习俗,并且与中国传统的孝道思想紧密结合,成为绵延千载的一大陋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