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重整制度存在一定不足,体现出一种对于担保债权限制有余而保护不足的倾向。笔者认为应该改善相关制度设计,减少重整制度对担保债权的限制,拓展担保债权人利益诉求渠道,为担保债权提供充分的保护。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企业重整中对担保债权进行限制的正当性。首先厘清“有财产担保债权”在重整制度中的定义,其次从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两方面论述在重整中担保债权应当受到限制。重整与担保债权的矛盾根植于两项制度的价值取向之中,重整制度要求保留企业财产以便摆脱困境,而担保债度则要求变现企业财产来偿还债务。重整制度的逻辑起点“运营价值论”也为限制担保债权提供了理论依据,维持财产的完整性有助于提高财产的整体价值。最后,公共池塘理论也要求债权人需一致行动,为全体债权人带来最大利益。第二部分介绍了我国重整制度对担保债权进行限制的立法情况。无论是以财产处分为核心的强制性规则还是以重整计划为核心的自治性规则都对担保债权进行了过度的限制,同时破产法为担保债权人提供的救济也难以充分保护担保权人的利益。笔者认为强制性规则中存在冻结范围过大、利息补偿缺失的问题;自治性规则中存在重整草案审查标准不明、担保权人缺乏诉求表达渠道的问题;破产法所提供的救济中对担保权人的补偿范围以及补偿方式也存在不合理之处。第三部分探寻在重整和担保债权之间达成利益平衡的路径。破产法应当坚持非典型私法的定位,避免过分地夸大社会利益;以充分保护原则为标准对限制措施进行必要性衡量;设立详细的法院审查标准,为团体自治的效力划定边界充分发挥团体自治的作用,实现复兴目标与债权保护之间的平衡。第四部分从强制性规则和自治性规则两个角度来论述对重整中担保规则的完善。在财产层面,应明确自动冻结的启动条件,以充分保护原则为基准对担保债权的损失进行补偿;以担保财产的价值为限给予担保权人部分利息补偿。在治理层面,法院应厘清正常批准与强制批准的关系,设定明确的批准要求,在特殊情况下赋予担保债权人有限地提出重整计划草案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