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商业的发展,债权所蕴含的经济价值不断地被发掘,禁止债权让与早已成为历史,如今世界各国都极力推动债权交易的发展。而债权多重让与作为债权让与所衍生的问题,其在诸多受让人之间引发的债权之争严重威胁着债权交易的安全和发展。在此背景下,如何解决债权多重让与引发的权属问题受到各国的关注。关于债权多重让与下的权利归属问题,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并未作出规定,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规定涉及到此问题,这表明我国已有立法上的倾向。就学界观点而言,我国学者在借鉴域外主要国家或者地区的立法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为让与主义,即“让与在先,权利优先”;第二种观点为通知主义,即“通知在先,权利优先”。在该观点之下,根据债权发生转移的依据又可分为通知对抗主义和通知生效主义;第三种观点为登记对抗主义,即“登记在先,权利优先”。立法上存在空白且学界缺乏有力通说,造成司法审判的混乱,甚至于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除登记对抗主义外,让与主义和通知主义在审判实务中均有出现,而且法官在审理此类案件时无论采取何种观点都不得不面临无法可依之窘境。通过分析我国学界和实务中的观点以及世界各国主要立法例可知:通知生效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债权让与以通知债务人为生效要件,但是其混淆了债权归属和债权让与对债务人发生效力两层法律关系,且与我国现行法相违背,故不考虑;登记对抗主义公示性最强,但是其适用范围受制于当前客观条件而只能适用于特殊领域;让与主义与通知对抗主义均有不公示主义之弊端,但两者相较让与主义更符合债权让与的法理逻辑以及降低债权交易成本、便于债权流通的立法宗旨。因此,本文遵循“先来后到”的原则,坚持以让与主义为基准规则,并且考虑到债权融资业务的发展以及我国现行登记体系的现状,在现有的条件下充分发挥登记的公示作用,于应收账款让与领域确立登记对抗主义的立法模式。在确立债权多重让与下的权属规则之后,设置相关配套制度以防范债权多重让与的发生及其可能带来的风险。详言之,我国应明确赋予受让人通知债务人的权利,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遏制债权多重让与的发生;鉴于债权多重让与可能会导致债务人陷入当事人的争端之中,通过表见让与等规则明确债务人清偿行为的效力,以实现债务人利益保护之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