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是金融市场中信息传递的直接表达形式。股票指数用数字反映了股票市场的整体动态；公司在年报中用数字汇报出盈余；而单个股票的价格更是用数字来表示。金融市场中的数字具有特定的经济含义。在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上,投资者是完全理性的,股票价格由公司的内在价值决定,投资者注意的是数字背后的经济意义,数字作为表象只是在相对比较时提供帮助。然而,最近发展的行为金融学的研究发现,人类对信息的处理和决策的过程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人的性格、情绪以及心理感觉等主观因素在金融资产的投资过程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人们在进行投资的时候并不总是用理性的态度做出决策,投资者的行为不仅要受到自身已有认知偏差的影响,同时还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干扰。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或者不同的历史阶段的人,对于某些特定的数字具有一定的心理偏好,而这些偏好对投资者的行为以及股票价格的形成可能会产生影响。在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上,因为股票的价格反映了一个公司的实际价值,因此,股票价格的尾数应该是服从均匀分布的。但是,如果传统文化或者投资者的心理起了作用,那么这种均匀分布的状况可能会发生改变,并反映出一些特殊的规律。在考虑数字偏好的情况下,如果传统文化对我国股票市场上的投资者在进行股票交易时的选择产生影响,那么投资者也许会较多地提出以数字8为尾数的交易价格,而避免提出以数字4为尾数的交易价格,反映在股票的交易记录中,股票价格就会更多以数字8为尾数而较少以数字4为尾数。因此,本文对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数字偏好是否会在资本市场的价格上得到体现,即股票交易价格的尾数是否会出现8多4少的价格聚类现象,以及影响这种现象的因素的分析、研究和解释,不仅能为行为金融的研究提供重要的证据,为进一步研究我国证券市场吸收信息的速度以及投资者的有限理性奠定一定的基础。也对发现和了解我国新兴资本市场的特点具有启示作用。同时,本文的研究将有助于进一步深入理解资本市场上投资者的行为和股票价格的形成,从而为投资者股票下单策略提供可行的建议。本文在分析和汲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等现代经济建模方式,对我国传统文化中对一些所谓的吉利数字的特殊偏好(或不吉利数字的回避)是否会在资本市场的价格上得到体现,即股票交易价格的尾数是否会出现8多4少的价格聚类现象,以及影响这种现象的因素从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两方面做了详细的讨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首先,对为什么要研究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数字偏好与股票价格聚类进行了选题说明,并对国内和国外关于股票价格聚类现象的已有文献进行了回顾和梳理,归纳和总结了前人的贡献和有待改进之处,并提出了本文研究的切入点。其次,对分析的理论框架,包括价格尾数聚类的原因、吸引力假说和价格决定假说等理论进行了阐述,然后介绍了实验设计和变量选取,最后对相关背景如我国股票市场的历史和制度因素、交易机制和市场微观结构以及我国的文化与偏见等内容做了说明。再次,本文通过选取1995年到2012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交易数据,首先区分A股和B股分别进行讨论,然后运用描述统计和图形分析来研究长期中价格尾数聚类的变化以及子样本时期的结果,并对开盘价、最高价和最低价中的聚类效应以及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价尾数聚类现象的差异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通过引入虚拟变量,使用Logit模型对股票价格聚类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讨论。最后,在前面几部分分析的基础上,在我国传统文化背景下总结得出本文的主要结论,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鉴于以上对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数字偏好与股票价格聚类现象的研究和讨论,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的结论。第一,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A股市场中,日收盘价的尾数普遍存在对数字8的偏爱及对数字4的回避。而且相同的文化效应还同时出现在股票交易的开盘价、最高价和最低价中,由此可见该现象的普遍性。同时,与A股市场相比,所有B股市场中的文化效应都相对较弱。即我国证券市场的开盘价、最高价、最低价和收盘价的价格尾数都存在显著的聚类效应,且受到我国传统文化中数字偏好的影响。第二,相对于数字8而言,对数字4的回避这一现象虽然与文化的影响相一致,特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尤其强烈而持久,但证据并不完全与本文之前的预期相符合。首先,由于A股市场和B股市场之间的分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逐渐打破,A股和B股股价尾数中数字4与8之间比率的差异应该消散。其次,股市的不断发展增加了两个A股市场的成熟度和信息化水平,表明两者的聚类效应和数字偏好应随着时间而消散。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本文在深圳股票市场上观察到了这种降低现象,但股价尾数在数字8上的聚类效应并没有完全消失,并且直到2009年仍然普遍存在于上海股票市场。第三,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价尾数聚类的程度之间的差异可由各自市场中的公司、各自的价格水平以及市场交易行为的不同进行部分解释,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二者之间的差异。虽然上海A股市场股价尾数存在大量的在数字8上的聚类,但大部分聚类存在于具有较高价格水平和更大波动性的股票中。一旦这些因素,以及对价格可用的信息水平被纳入分析,则对数字4的回避在两个市场上会变得更相关,对数字8的偏好也是类似的。事实上,这可能在深圳股票市场中更明显。第四,我国股票市场中的数据证实了吸引力假说,并且与以前的研究相一致。即数字0由于其更加显著的特点,而比数字5具有更强的吸引力,数字5又比其它的偶数具有更强的吸引力,数字0和5是两个出现频率最高的股价尾数。价格协商假说也在我国股票市场得到了证实,特别是A股市场,其中价格、市场价值和波动性变量都是显著的。即随着股票价格和波动性的增大,股票价格尾数的聚类效应会显著增加。整体而言,本文的模型解释了相对较少的围绕平均值的样本内方差。这表明要么有额外的或者未定义的变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价格尾数聚类现象,要么它只是一个统一的、无处不在的现象。与其他已有的文章相比,本文主要具有以下特色。1、本文选取了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票,并区分A股和B股进行分析,以便更加准确、真实和详细地刻画不同投资者的行为和文化对股票价格尾数聚类现象的影响。2、通过描述统计与时间序列图形来分析在长期中股票价格尾数聚类的变化。并根据我国证券市场的结构变换尝试将研究阶段划分为几个时期来进一步讨论子样本的结果；研究了开盘价、最高价和最低价中股票价格尾数的聚类效应(之前都是基于日收盘价做分析)；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聚类效应的不同进行了讨论,并尝试给出理由。3、通过引入虚拟变量(是否在几个重要的传统节假日)等解释变量对股票价格聚类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讨论。但本文还存在以下的不足和缺陷。首先,在研究我国股票价格聚类效应影响因素时,还应该考虑的更加全面,但是基于已有文献也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本文根据变量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原始数据的初步测算结果选择了适当的控制变量和文化变量。其次,在对上海和深圳证券市场股票价格尾数聚类效应进行对比分析时,上海证券市场对数字8具有持续偏好的原因可能考虑的不够完全,期待后续还能从其他的角度分析并得到解释。最后,在讨论我国传统文化与股票价格聚类现象时,后续的研究还可以加入伦敦证券交易所等国外的股票数据来同时进行分析,以便于和我国的结果进行对比,但由于数据的难以获得性以及时间精力有限等原因,本文仅研究了我国的具体情况,随着将来数据的充实,我会进一步进行完善,以期待获得更准确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