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女性作家之一,以往对她的研究虽收获颇丰,但从无政府主义思想角度来研究丁玲的成果不多。即使有的研究者注意到了丁玲曾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也大多数匆匆带过,没有进行专门的、充分的讨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思想进入中国,在特殊历史情境下被迅速重视,在国内轰轰烈烈的发展起来,丁玲正是被这高涨的无政府主义浪潮挟裹着从青少年走向了成年,她接触了许多具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人物,并潜移默化地把相关内容融入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本文在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视野下,以丁玲1942年之前的创作为标本,从中国革命发展的宏大历史背景、丁玲早期的生活经历,以及她不同时期创作的文学文本入手,探索无政府主义思想和精神对丁玲造成了长久而且深刻的影响。本文以无政府主义思想为根源,来阐释、理解丁玲的人生轨迹与创作风格的变化,尝试与以往的丁玲研究对话。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分析20世纪初期几十年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从发展到消亡的过程,分析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悖论和“乌托邦”性,指出它的魅力与缺憾所在。并探讨丁玲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通过学校、友人和社会思潮影响,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第二章以1927-1942十五年间丁玲的人生经历和文学创作为阐释对象,展现丁玲早期对无政府主义批判精神的继承和转化。丁玲甫登文坛的《莎菲女士的日记》、《阿毛姑娘》等作品中具有鲜明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令她有别于其他以书写个性主义、人道主义成名的作家。而1930年代的“转向”创作,如《韦护》、《一九三零年春上海》等作品,则体现了她对无政府主义虚无特性的反思。她进入延安后,一边习得“无产阶级革命话语”,一边对“人”的价值继续发出追问,实现了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扬弃;第三章通过现代历史上“民族国家话语”与无政府主义两种主要思想的碰撞而产生的针锋相对与互动对话,解释丁玲之所以能够从一位无政府主义倾向者转变为一名组织内的共产主义信仰者的原因,即丁玲以“人”的价值为平衡点,使两种思想可以相融合,最终在她的价值观中达成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