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自然方面的原因,我国小少民族普遍表现为“三个落后”,即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文化发展水平落后、群众生活水平落后。近年来,随着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选择外出务工,以谋求新的生计替代模式,这其中也包括了很大一部分少数民族。由于自然区位和经济区位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即不同生计背景各不相同,致使不同农户的生计模式与外出务工的压力并不一致。东乡族是中国典型的小少民族,东乡县作为东乡族集中分布的区域,是全国主要的特困地区之一,生境条件差、生计资源有限,呈现出“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状况。论文以民族学、社会学的原理和方法为指导,在探究少小民族一般特征与生计模式关系的基础上,选择微生境和生计资源不同的东乡族集中分布的三个村(天桥村、三源村、陈家村)为样本,通过入户调查和深度访谈,解析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生计模式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东乡族是中国典型的少小民族,在中华多元一体的民族体系中,有其特殊的民族文化生态位。在东乡族漫长的迁徙、形成过程中,受历史时期特定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的影响,致使少小民族在民族利益的对抗和在生存空间争夺中处于劣势地位,被挤压在自然条件非常严酷的生境中,生境的严酷性决定了生计模式的脆弱性和单一性,为了缓解生计压力,只能突破自身生境的局限,通过外出打工谋求生计替代模式。(2)三个样本村天桥(山顶村)、三源(山腰村)和陈家(河谷村)的区位条件、生计资源(尤其是水土资源)等不同,生计压力各异,生境条件的优劣和生计压力与外出务工存在明显的关联性。改变家庭收入状况是外出务工的普遍追求,这是外出务工的最大“拉力”,与此同时,“人多地少”、“种地收入少”和“不想种地”则构成外出务工的主要”推手”,映射出原生境和生计条件对劳动力的胁迫性。(3)从外出务工者与生计方式的相关性考察:(1)受东乡族传统文化和生育观念的深刻影响,东乡族保留了大家庭结构形态,主干家庭(直系家庭)和联合家庭占主导地位,抚养指数较高,劳动力外出务工与家庭规模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即家庭压力越大,生计胁迫性越高,外出务工者越多。(2)外出务工者中男性、青壮年劳动力占绝对优势——给原本脆弱的传统农(牧)业生计模式带来更加沉重的负担。(3)外出务工者普遍文化水平低,制约了生计能力和生计替代模式选择,低端的建筑业、服务业成为主要的行业选择。既暗合了东乡族传统的生计优势,也限制了生计方式的拓展。(4)特有民族宗教文化(信仰伊斯兰教)、饮食文化(清真食品)、民族语言(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和独特的人际关系(重视“联手”),导致东乡族外出务工时,往往结伴而行,就近务工。路径依赖和路径单一特征非常显著。(5)由于生计压力无法缓释,因此长时间外出务工成为“常态”。(4)外出务工从不同层面改变了传统的生计模式。(1)改变了传统生计资源(土地、劳动力等)重新配置的格局。家庭规模越大转出耕地的可能性就越小;拥有技术特长的农户更偏向于转出耕地;务工地方越远、务工时长越长转出耕地的可能性越大。家庭非农就业人数越多、耕地规模越大,农户土地撂荒的可能性越大,说明生计环境和耕地资源质量对基本生计资源配置有深刻的影响。劳动力外出务工使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资源禀赋下降,并且农业收益越小受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影响越大。(2)改变了传统生计方式,加快了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并且生计压力越大对传统生计方式影响越大。山腰村和河谷村农业种植趋向单一化,但山腰村的种植规模也明显下降;生计资源最差的山顶村养殖规模则有扩大的趋势,山腰村和河谷村则相反。(3)改变了生计质量:外出务工改变了家庭收入结构,有利于农户降低恩格尔系数、改善住房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