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致力于估计基于经济增长的最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因为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的永恒主题,而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迁为代表的经济利益格局的调整是30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关键。经济增长速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今天在增长率上的细小差别会在未来转变为经济活动水平的巨大差异。但只有当经济增长能够给大多数人带来好处时,它才能转化为一种长期持续的发展过程。本文在阐明研究国民收入分配的理由,界定研究对象之后,综述了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史中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理论的追溯与分析,构成本文研究国民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理论起点与基础。在此基础上,本文建立了基于经济增长的最优国民收入分配的理论模型。以经济增长为视角研究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通常认为要素和主体收入以及国民收入的使用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但这种正向影响存在一个最优值。如果该项收入或使用规模超过最优值,规模的进一步增加就会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的影响。模型表述的主要思想是按贡献分配,即各生产要素对生产的贡献决定了该要素应取得的收入份额。为了从单个国家的历史经验中引出一般结论,我们必须用某种方式把它与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进行比较。跨国计量估计依据的基本假说是:经济发展过程的出现在各国之间具有充分的一致性,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国民收入分配在生产、分配和使用过程中产生一致的变化型式。论文收集了包括约150个国家、17年间11个变量的2万多个观察数据,度量了国民收入分配的变迁过程。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上,我国最优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为:劳动占国民收入的57.38%,资本占国民收入的42.80%;政府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6.92%,企业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39.93%,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53.26%;消费占国民收入的71.29%,其中政府消费占国民收入的18.64%,居民消费占国民收入的52.90%。投资占国民收入的23.58%。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提供了劳动和资本收入份额的理论依据。劳动和资本是两种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经济增长中无法被这两种生产要素说明的残差,通常被解释为全要素生产率,但残差越大,意味着对经济增长源泉的解释能力就越差。本文在测量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基础上,估计了中国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按照劳动和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1952-2004年间我国劳动者报酬应占国民收入的53.57%,资本收入应占国民收入的46.43%。而对2006年我国私营工业企业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估计表明,劳动对增加值的贡献为56.23%,资本对增加值的贡献为38.24%。收入分配理论十分关注分配主体在最终分配格局中的收入格局。各经济主体的收入既为该主体按一定国民经济战略和计划配置资源提供物质保障,同时还是激励该主体经济效率所需的物质手段。本文在测算主体收入分配格局的基础上,估计了中国最优的主体收入分配格局。由各变量的边际产出弹性值,得出最优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为59.50%,最优的政府可支配收入份额为17.72%,最优的企业可支配收入份额为22.78%。消费需求稳定增长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动力,消费结构的变化和升级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源泉。1978以前,我国政府强力抑制消费以维持较高的投资率,消费率长期低于钱纳里“标准结构”20多个百分点,2004年中国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6个百分点。但中国1952-2006年的经验数据表明,我国当前最优消费率为72.30%,最优投资率为28.18%。本文的计量分析表明,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严重偏离了最优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初次分配格局中,国民收入严重向资本倾斜,劳动者不能得到应有的回报;在再分配格局中,国民收入严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收入份额逐年减少;在国民收入的使用中,国民收入严重向投资倾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日趋减小。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主体收入分配格局居于核心地位,而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则是全部国民收入分配的关键。本文的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劳动份额、失业率、银行存款利率、通货膨胀、政府可支配收入份额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均对居民收入份额有着大小不同的影响。为了促进居民收入份额增长,必须进一步推进市场化进程,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充分发挥价格机制在分配中的作用,以扩大内需促进就业;满足劳动者的合理利益要求,调整劳资相对份额;继续推进金融深化,让居民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加大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力度,控制政府可支配收入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