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健康风险评估技术是场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管治的决策辅助工具之一。经口摄入是土壤重金属危害人体健康的重要暴露途径,但目前经口摄入途径的健康风险评估主要以重金属总量做为参数,结果往往过于保守,而以重金属生物可给性或生物有效性作为参数可以更为准确的评价重金属污染的人体健康风险。因此,深入研究经口摄入的土壤重金属生物可给性或生物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科学和现实意义。土壤重金属生物可给性分析方法研究已经具有一定的基础,但系统比较不同体外方法差异的报道较少,针对土壤重金属生物有效性的研究更是鲜有报道。本研究选用PBET、DIN、IVG和UBM等4种体外消化方法研究不同场地土壤中典型重金属Co、Ni、Cu、Zn、As、Cd和Pb的生物可给性及其差异,构建Caco-2细胞模型联合IVG体外消化方法分析土壤典型重金属As和Pb的生物有效性,分析比较基于重金属总量（模型推荐值）、生物可给性和生物有效性的经口摄入途径的健康风险,为我国场地的科学管理提供支撑。结论如下:在不同体外消化方法和不同消化阶段中,土壤重金属生物可给性变化范围较大。在本研究的的4种体外消化方法中,受试的8种场地土壤典型重金属Co、Ni、Cu、Zn、As、Cd、Pb的生物可给性范围分别为0⁴5.71%,6.69¹29.78%,14.79¹22.62%,1.48^<sup>128.75%,4.17⁶1.14%,8.48¹18.44%,0.02⁸3.94%。四种体外消化方法的胃阶段中,土壤Co、Ni、Cu、As和Pb在IVG和UBM方法中的生物可给性高于PBET和DIN方法,Zn在DIN方法中的生物可给性高于其他三种方法;Cd在DIN和UBM方法中的生物可给性高于PBET和IVG方法。在小肠阶段,Co和Ni的生物可给性在UBM方法中较高;Cu在DIN和UBM方法中的生物可给性高于PBET和IVG方法;As的生物可给性IVG方法中最高,DIN方法中偏低;Cd在PBET和IVG方法中的生物可给性高于DIN和UBM方法;Zn生物可给性的顺序为DIN>PBET>IVG>UBM;Pb生物可给性的顺序为PBET>DIN>IVG>UBM。与胃阶段生物可给性相比,小肠阶段中Co的生物可给性在DIN、IVG和UBM方法中降低,在PBET方法中部分土壤的生物可给性升高;Ni、Zn和Cd和Pb的生物可给性均降低;As的生物可给性在DIN和UBM方法中降低,在PBET和IVG方法下部分土壤中升高;Cu的生物可给性在PBET、IVG和UBM中降低,在DIN方法中升高。土壤As和Pb的生物有效性范围分别为1.77⁹.17%和0.39².68%;生物有效态含量范围分别为0.47².31 mg·kg^-1和0.54⁷69.92 mg·kg^-1。土壤Pb的生物可给性较低,但仍有受试土壤生物有效态含量高于展览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B级标准。基于土壤重金属生物可给性和生物有效性的危害商指数和致癌风险指数均低于基于重金属总量的计算结果。基于Co、Ni、Cu、Zn、As和Cd总量风险水平不可接受时,以重金属生物可给性/生物有效性为评估参数时,风险可能降低到可接受水平。此外,土壤重金属单元素的危害商均可接受的情况下,多种重金属的总危害商可能超过风险可接受水平,因此应注意土壤的复合污染和总危害商的计算。与基于ALM模型或IEUBK模型胃肠吸收效率推荐值相比,基于Pb生物可给性和生物有效性得到的成人或儿童血铅浓度和“铅中毒”概率降低。土壤重金属Co、Ni、Cu、Zn、As和Cd的风险控制值比较发现,基于生物有效性的值>基于生物可给性的值>基于总量的值。采用ALM模型计算,土壤Pb基于生物有效性的健康风险控制值是基于生物可给性的1.14².71倍,是基于模型推荐值的4.47³0.75倍。采用IEUBK模型计算,土壤Pb基于生物有效性的风险控制值是基于生物可给性的1.01¹.06倍,是基于模型推荐值的1.96².13倍。以基于重金属总量得到的土壤风险控制值为修复目标存在高估风险增大修复成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