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乌干达作为案例,论述中国援建的东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ATDCs）,展示这一农业援助模式如何成功提出了应对了粮食安全问题、推动南南合作以及如何减少全球贫困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本论文研究的三个关键问题是:首先,中国援建乌干达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以下均称为‘该项目’）对当地经济发展到底产生了哪些影响?其中包括“该项目”对乌干达本国经济发展、技术转让以及人民生活的影响,尤其是那些适用于本国你也发展的商业和农机行业。第二,“该项目”如何有力地塑造中国在非洲的新型农业外交?并从中探索这一外交方式在具体实践中的运用以及存在哪些问题?或曰,中国对乌干达的农业援助方式是否延续着其昔日的援助模式还是反映出中国在树立其新的国际形象中与时俱进的当代政策改革。第三,中乌农业合作项目最终是否体现了中国倡导的“共赢”效果?鉴于此,本论文旨在阐述中国界定的“共赢”合作模式——包括“该项目”的提出、运行原则、实施特点,以及对未来中乌农业合作的深层分析。在相关文献研究中,论文发现“该项目”始终坚持通过农业外交提升中国在非洲的形象,向乌干达相关农业人员（包括农民）传播农业技术,提高他们的收入以改变生活状况,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援助模式或西方援助方式,因为他们在完成交付后仍未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本论文坚持认为,尽管中乌双方在相互依存的经济合作中存在不对称问题,但总体上对两国而言是共赢的效果。因此,这为更好地了解两国新型农业合作提供了战略途径。显然,中国的援建项目也同样面临着挑战,其中包括与当地的研究体制和国家政策的不同步、注重培训精英阶层或高级官员而不是当地农民、在贸易和援助之间缺乏有力的平衡措施（这两项尤为重要）,缺乏对乌干达实地的了解,以及在交付给乌干达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方面存在低效和不实际的问题。基于上述研究,本论文论证并得出如下结论,首先,研读中国援建乌干达项目的文献表明,虽然受援国（乌干达）从“该项目”中受益匪浅,但中国的援助计划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为了实现其国家利益以及树立负责任大国新形象的一部分。其次,中国的农业援助计划是其总体外交的一部分以及附属于公共外交。即由中国政府设计和决定,然后用于第三国/或受援国。第三,由于中国对乌干达的农业援助项目巧妙地体现出中国公共外交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援建项目,它的实施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作为捐助国的经济实力。因此,一些西方国家的媒体把中国援建模式描述为新时代的传统大国,例如,一个在非洲寻求专属利益的新殖民大国。然而,本论文在进行深入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坚持以事实为依据,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全面了解中国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模式。考虑到这一点,论文的内容结构如下:第一章:总论本章包含本论文研究的总体信息,例如,问题的提出与陈述、研究目的和存在的问题、研究意义、预期的学术突破、为什么选择中国对乌干达的农业援助进行研究、文献综述和论文结构研究方法,理论框架。中国对乌的农业援助以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发展成功的现实为前提,并与发展中国家分享经验作为中国推动渐进的、具有战略性的外交政策中的优先目标。因此,中国大力参与乌干达农业项目充分证明中国积极援建和支持诸多农业技术示范中心（ATDC）以及其他相关农业项目/计划和基础设。虽然中国早在冷战高峰时期就开始援建乌干达的农业项目,但在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期间,中国才开始成立了非洲首批十个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从此以后,非洲建立了许多相似的农业项目而且还在建设中。支持该项目旨在实现下列目标;在受援国推广双边协议和中国对外战略;促进创新农业模式和现代技术,以加强粮食自给。这就要求该项目作为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开拓符合中国“农业走出去”政策的新市场平台;使之成为农业技术试验研究、示范推广、人力资源培训展示的基地。如上所述,选择中国农业技术示范项目的原因是它在乌干达的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福祉和经济增长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迄今,该项目是乌干达经济的支柱,因为农业仍然是国内生产总值的最大提供行业,也是货币收入和税收的主要来源。所有这些争论都围绕着上面讨论的三个关键研究问题:中国支持的农业援建项目对乌干达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什么?该项目将如何塑造中国在非洲的新型农业外交?中乌农业合作是否体现了共赢效果?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提高了中国在乌干达媒体上的知名度,并成为各种研究报告的重要议题。一般来说,媒体描述了中国支持乌干达援建项目已经发展了当地农业生产。例如,自2012年以来,农业技术示范项目培训了近3,500名专业农民和技术人员,15,000多名农民成功地提高了乌干达农业创新和实用技术的广泛推广。这标志着通过全球发展机构经常采用的适用性、生产效率与实际成果以及可持续性与伙伴合作等标准来评估该项目的初步试验。该项目是作为一种创新程序被引入乌干达的,它连接了公共和私人企业,并有能力地重新制定全球发展援助的传统模式和实践。这一成就对中国援助企业全球评估标准的初步联合试验的独创性起到了应有的效果。本论文利用系统的定性评价和研究方法来进行引导论文的研究。选择中国的农业援助项目作为案例,因为它在乌干达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民生福祉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乌干达经济发展的支柱,因为农业仍然是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最大贡献行业,也是硬通货收入和税收的主要来源。本论文采用的理论框架涵盖了对中国农业援助方式以及对援助的理论分析。本论文采用的理论包括两方面:汉斯摩根索的外援政治理论,以及里奥纳德杜德利和克劳迪蒙特马奎特提出的关于双边外援供应模型。第二章:中国文化特征中的国际主义中国对外援助相对受其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其中包括解决全球秩序中缺乏公平的困境。儒家的道德文化理想阐明了中国制定对外战略中最引人注目的细节。它包含中国对外援助中所描述的“人际关系、社会结构、道德行为和职业道德”的价值观与核心理念。当前对外援助框架的关键文化特征是政府的最高宗旨是通过公平的治理实现一个和平与和谐的共同世界。中国作为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的关系称为朋友之间的关系。因此,中国对外农业援助是一种以实现世界和谐为主要目的的友好之举。1960年以来,中国向40多个非洲国家提供了农业发展援助。这包括签署农业和渔业合作协议,派遣农业专家,建立农业技术试点/示范农场,特别关注具有竞争力的大型农业企业,以便改善非洲的民生和经济发展。非洲首批十个农业技术示范项目是在2006年在中非合作论坛期间启动的。从那时起,中国政府在23个独立的非洲国家建立了不同的示范点。上述项目建设是分三个阶段完成的。第一阶段包括1-2年的基础设施开发;第二阶段为3年的技术支持;最后阶段的重点是将农业技术示范项目转变为可行的盈利行业,相关成本由中心的收益承担。中国政府将其公共和私营企业纳入农业技术示范项目的管理。要获得该项目的运营和管理资格,这些公司必须是中国国家级或地区级的顶级农业公司,并且必须具有经济、行政和技术实力。像中国企业参与者（实施代理）在农业技术项目的日常运营中至关重要一样,他们与许多政府机构（中国和受援国）合作。另一方面,中国商务部和农业部主要参与宏观规划、监督和推动该项目的运营。目前,中国对乌干达乃至东非的农业政策总体上可以从其“走出去”战略中获得理解。这一“走出去”战略是在2001年中国“第十个五年计划”中提出开拓中国海外市场、参与全球市场的一项政策。走向国际的战略过去和现在仍然是建立在四个关键因素上:寻找市场、广泛融资、政治收益和开掘资源。在乌干达的不同地区设立了七个农业技术示范项目。其中,中部农业产业园、综合生态农业农场农业产业园、西南园艺区、西部畜牧区、东部养殖区、稻养鱼、杂交水稻、谷物、农机。乌干达的该项目推动了小型企业的兴起,这些工厂生产在相关农业计划上产生了诱人的效果。农业技术示范项目产生的影响力在于它们改善了中国和乌干达之间的公共财政和民事合作。例如,位于乌干达东部的纳马因戈区的瓦卡瓦卡基地是中国对乌干达的经济发展而援助的项目。该合资企业总价值为110万美元。农业技术示范项目显然增加了该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因为鱼业是乌干达财政来源的宝贵商品之一。第三章:ATDC对乌干达的影响/影响:收益和挑战评估在外交层面,农业技术示范项目被视为中国通过技术和设备对乌农业援助的创新途径,旨在促进乌干达的农业发展。中国政府认为,该项目模式可以将传统的援助方式转变为技术转让和国家形象的建设。在乌干达的农业技术示范项目已推动小型工厂的兴起,这些工厂生产基于相关农业计划（如大米计划）种植的产品颇受顾客青睐。农业技术示范项目明显增加了该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因为渔业是乌干达财政收入的宝贵商品之一。此外,该项目改善了中国和乌干达之间的公共财政和民事合作。诚如人们所知,农业技术示范项目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缺点;例如,虽然农业技术人员在培训后获得了更高的技术提升,但他们仍然发现在市场中增加他们想要购买中国制造的农业技术的利润具有挑战性。该国没有足够能力通过赠款或希望政策资助小规模农业生产者,例如,放宽获得新种子品种的许可。股东们缺乏明确性也意味着当地人的参与受到限制,这使得中国农业公司难以如实地将农业技术示范项目在当地推广。第四章:将农业技术示范项目转变为外交工具:中国在乌干达及其他地区的形象建设中国的农业外交体现在货币、培训和实物形式上,为粮食生产、养殖、运输和储存、技术援助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资金支持。中资银行在为农业项目提供融资服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中乌领导人干练而富有远见的领导,中国农业外交得以在东非特别是在乌干达的声誉提升。农业技术项目的成功增加了自信,使乌干达人和整个东非人更加关注中国人的道德操守和自我意识。该项目的成功使乌干达人和东非人普遍相信中国的真实形象与西方一直在媒体和他们主导的不对称学术圈中所描绘的形象不一样。结果,东非人知道西方人很虚伪,从未兑现他们的承诺。随着中国农业外交的腾飞,形成了一个多机构的外交体系,由相关部委和政府部门、研究机构、企业、外交官和农艺师组成。经过多年的实践经验,中国在农业外交方面开创了多元化的先进机制,培养了不同的外交主体。尽管如此,为了改善中国的外交质量,仍有挑战需要应对。第五章:中乌农业合作共赢本章旨在回答第三个研究问题——中乌农业合作是否体现了共赢?这里对中乌合作共赢进行了界定,阐述了中乌合作共赢的渊源、基础、外交特点,并对中乌农业合作共赢进行了分析。本章认为,尽管中乌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不很对称,但迄今为止,中乌农业合作对两国来说是双赢的,这为更好地理解中乌新型农业合作与农业合作提供了未来前景。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是鲜明的案例。第六章:结论本博士论文的学术论点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关于中国在东非特别是乌干达的援助文献表明,虽然受援国（乌干达）从农业技术示范项目中受益匪浅,但中国的援助在很大程度上是履行其国家利益和全球责任的一部分。其次,中国的农业援助是由其政府设计和确定的,旨在第三国/外国或目标国执行多功能外交政策和作为公共外交工具。第三,由于中国对乌干达的农业援助是睿智和灵活的公共外交内容,相对于其他国际援助主体的体现,在很大程度上它的实施取决于中国（捐助国）的经济实力。第四,尽管中乌经济的相互依存不对称,但迄今为止,中乌农业合作对两国来说是双赢的,这为更好地了解两国新型农业合作与农业技术示范的战略途径提供了未来前景。中国的农业援助,特别是建立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不仅对乌干达农业有利,而且通过支持该地区应对国际粮食安全的能力及其独特的援助战略,对整个东非地区也很重要,并将导致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再次复兴”。这是因为西方发达援助国在援建非洲国家时显然与当地的实际情况相脱节。为此,中国的援建模式对南南合作中的技术转让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与影响。最后,本论文诚恳地建议中国的农业技术示范项目的设计应进一步符合乌干达的研究体制和政府规则这一现实环境,以便让农民从中获得同等的实惠,这将激励当地小农户积极适应只有大规模农业生产才能学到的农业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