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如何看待21世纪世界格局和日本在其中的地位的议题,日本外交力量形成了三大战略派别:亲美派、亚洲派和右翼民族主义派。围绕如何增进日本国家利益,增强日本独立性,使日本成为多极化世界中的“一极”的问题,三大战略派别在外交资源分配权上相互博弈,导致从小泉执政到安倍二次执政时,日本外交在亲美、重视亚洲和激进自主三个维度上不断摇摆、漂流、演变。这成为安倍二次执政以来日本对华外交战略调整的基础。安倍第二任内阁初期继承了民主党执政时期日本对华外交实践的遗产,继承了安倍首任内阁的价值观外交理念。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正式启动标志安倍内阁战略领导机制的建立,也标志安倍内阁领导下的日本对华外交战略第一次微调的成功,对华开展的战略性外交逐渐步入成熟期。中日四点原则共识的达成和安倍对中国实现首脑访问,标志着安倍内阁对华外交战略进入了第二次微调进程。与第一次微调强调实现两国关系正常交流不同,二次微调的目标是共同建立一个畅通的日中高层交流机制或平台,安倍对华外交进入实用主义外交新阶段。安倍内阁对华外交战略调整是突破安倍再度执政初期的外交困局的需要,也是配合日本整体外交战略调整的需要,也是遏制中国、夺回“强大的日本”的需要。通过对华外交新战略赢取政绩争取选民支持进而巩固政权是安倍内阁对华外交战略调整的内在动力。对华战略“战略互惠”自身局限、国际体系的雅尔塔秩序、政治体制运行机制的限制以及安倍个人执政理念局限性等在实际战略调整中都有可能成为调整的现实障碍。安倍内阁对华外交战略调整的内容包含:政治上对冲中国崛起,以包围促谈判,以交流谋利益;经济上对抗中国“一带一路”战略,鼓励日企采纳“中国加一”战略,与中国争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影响力,同时,加入TPP谈判对抗中国的区域经济整合计划,将TPP的重要性置于中日韩自贸区之上;军事上谋求安全菱形同盟,为增加对华战略手段,安倍对日本制度进行改革,解除武器出口禁令和清除了使用武力的制度障碍,在国际舞台上强调中国的军事威胁,意图拉拢某些大国应对“中国威胁”;文化上鼓励中日民间交往,以文化外交为战略手段增进日本的国家利益。安倍内阁对华外交战略调整的核心目标是推动日本成为全球性大国,增进日本的国家利益,其实质是迟滞乃至遏制中国崛起,利用中国的战略资源增进日本的国家利益。安倍对华外交调整具有坚持程序合法性、兼顾中美关系、以邻为壑制衡中国和战略性全面应对等特征。安倍内阁对华外交战略调整在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为:冲击着中国整体外交布局、迟滞了中华民族崛起进程,影响了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还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形成压制。对日本外交战略的影响为:因过于强调对冲中国外交造成战略能耗较大并引发中国反制,冲击了日本“地球仪外交”与日本联合国外交,使日本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降低了日本外交自主性,损害了日本国际地位。安倍领导下的日本暂时减弱了对华外交的战略摇摆、漂流特征,意味着日本对华外交战略将步入一段较长时期的战略定型期或成熟期。安倍内阁目前仍在接触和防范中国的基础上不断寻找日本国家利益的平衡点,随着日本深度参与全球化外交,对华外交战略手段将更趋成熟,对华外交将更加走向务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