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转型大语境下,突发公共事件已然成为高概率事件,而关涉公众身心健康的话题始终占据着显要位置。2018年“问题疫苗”事件一经“爆发”便引发各行动主体激烈的争论。本研究对2018年“问题疫苗”事件进行动态分析与梳理,旨在探析事件发生整个过程中公众与官方的话语/态度变化以及二者产生话语争议焦点,并结合场域理论分析其背后的结构性权力关系,探讨官民话语沟通困境及原因。通过研究发现,在“问题疫苗”事件中官方与公众的沟通困境主要集中在对事件性质的话语建构、话语权争夺与公众社会认知建构三个层面。在事件性质的话语建构上,二者围绕事件的关键性信息如疫苗的安全/危害性、事件性质、责任归因、惩罚力度展开了话语博弈,政府力图通过“安全”话语建构降低风险系数,而公众则以质疑的态度扩大风险感知,双方话语呈现一种冲突性张力。在话语权争夺中,由于受不同资本与权力因素制约官方与公众在不同的媒介场域所拥有的话语表达权是不均等的,基本上形成了纸媒场域以政治话语为中心、社交媒体场域以公众话语占主导的两极化格局。为了扭转局面,官方与公众在社交媒体场域展开了删帖与反删帖的话语控制权之战。在话语影响力方面,由于场域区隔限制与控制权之争留下嫌隙等因素官方与公众话语的相互影响力极为有限。公众社会认知既是上一事件的结果,也是以后类似事件的认知基模。在“问题疫苗”事件中公众的社会认知主要集中在“自我”认知、“事件”认知、政府形象及社会环境感知等方面。这些认知存在着与真实情况不相符的地方,形成认知偏差并根植于公众脑海中,是这次事件留给公众的“结果”式的刻板印象,又将是下个类似事件形成公众认知的逻辑起点与催化剂。认知偏差的形成与公众相似关联、对比判断、刻板印象的认知建构逻辑是分不开的。在“问题疫苗”事件中话语冲突与认知偏差是官方与公众在社会沟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转型期社会历史性场境、媒介场域背后的资本因素、行动者惯习等是其主要原因。社会转型期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着冲突性的语境,经济至上与健康利益的冲突、转型期社会心态失衡、现实社会中言说机制的失灵是话语冲突的社会性诱因。移动互联网技术作为资本力量改变了信息的生产与传播格局,技术资本赋权使公众话语空间延伸,信息与舆论的聚合加快,在公众“云监督”下,官方信息与公众所知晓的信息、官方反应与公众所期待的不一致现象时有发生,同时不同资本制约形成的媒介场域区隔增加了官民对话沟通的难度。政府、公众、媒体的行为惯习则又是造成话语冲突与认知偏差的另一原因。政府部门出于担心负面舆情与维稳目的的惯性思维,采取回避与控制式的舆情应对策略;公众基于某种共同的身份而产生情感共鸣与官方话语形成“我群”与“他群”式的话语对抗,在多次类似事件的反复重演后内化为质疑/情绪化的行为惯习;作为意见领袖的自媒体人故事化与情绪化“吸粉”式的书写惯习,更是迎合与挑动了公众情绪;作为官方话语代表的主流媒体受政治因素影响系统性消失或者选择性发声。政府、公众、媒体均受各自以往经验惯习的影响采取与对方行为习惯不一致的行动策略,致使公众与官方话语不同步,产生了一种错时性的、墨守成规、信息滞后的“迟滞效应”。官方与公众的迟滞既是惯习与场域的错位,也是二者在时间与空间意义上的“脱节”,双方未能在同一时空（同一媒介场域、同一时间阶段）就同一问题进行有效对话与沟通,官方与公众双重迟滞致沟通陷入困境。同时,各子媒介场域因所依赖资本的差异,其话语秩序与权力影响机制迥异。在政治资本/权力规制下,传统媒体规避政治敏感、偏重正面宏大议题,失去其应有的舆论监督功能。而基于社会资本的社交媒体场域则成为公众利益诉求与情绪表达的空间。公众的线上参与式围观生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倒逼官方组织公开信息与积极行动,间接起到了舆论监督功能,弥补了媒体在特殊时刻的舆论监督缺失。但在这种资本/权力格局下传统传播机制因信息的不全面与官方行为的欲盖弥彰失去了应有的影响力,而社交媒体场域又存在信息传播真假虚实难辨的现象,二者合力加剧了公众恐慌与不满情绪的再生产。因此,调整惯习与场域、官方与公众惯习的适配性,改善信息传播中权力机制的不合理性是缓解官民话语冲突与公众认知偏差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