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性制度作为当代国际关系的重要支柱,在地区和平与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相对而言,在国际关系领域,基于其实力和影响,发达国家构成的地区性制度（如欧盟、北约等）得到了大量研究,而在众多发展中地区主要由发展中国家构成的地区性制度受到的关注较小。但地区政治的历史和现实表明,发展中国家构成的地区性制度（如东盟、非统/非盟等）在本地区治理中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国际制度的概念和内涵较宽泛,国际制度的演变是国际制度研究中一个重要领域。对于国际制度发展演变的研究,学术界已形成一些理论流派,对于国际制度演变提出了各自的观点,主要包括以现实主义学派为代表的“结构动因说”、制度主义学派与建构主义学派为代表的“施动者动因说”、历史制度主义学派为代表的“结构——施动者动因说”等。这些现有研究和观点对于解释国际制度的演变颇有价值,但不够具体、细致。因此,本文试图构建一个解释政治性国际制度演变原因与过程的理论框架,主要回答地区政治性国际制度为何演变以及如何演变等问题。在秉持现实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本文的理论假设吸收了“历史制度主义”的关键概念,提出了用于解释政治性国际制度之发展演变的三个理论假设:第一,地区力量平衡的变化是地区制度演变的前奏和必要条件;第二,制度成员国对于地区制度效用的评估、认知、判断、预期等决定了制度演变的方向,大体来看,“积极”认知导向“制度巩固”,“不确定”认知导向“制度堆叠”,“消极”认知导向“制度替代”;第三,在制度演变过程中,“制度革新者”的出现至关重要,通过对既有制度偏好的延续或修订,往往引入新的思想、观念、规范、规则等,成为地区制度演变的先锋。为了检验这些假设,本文以东盟和非统/非盟为案例。东南亚和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比较集中的地区,东盟是东南亚最重要的地区性制度,非统/非盟是非洲大陆最具有代表性的地区性制度。东盟和非统/非盟自1967年、1963年分别成立以来,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其制度也随着地区局势和时空变幻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在东亚地区和非洲地区国际关系的演变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这两个案例是发展中地区政治性国际制度的典型。具体而言,东盟在1968-1976年这一时期面对地区力量平衡的重大变化（美国收缩、中美接近、中苏敌对）后,对于自身制度效用的评估相对“积极”,在印尼、马来西亚等“制度革新者”的积极倡议下,经历了“制度巩固”,东盟在这一时期通过的三个文件（《和平、自由与中立区宣言》、《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东盟协调一致宣言》）体现了该组织成立时坚持的组织规范和规则,尤其是对于“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坚持与延续。在1988-1997年,东盟面对的国际环境再次出现重大的结构性变化,东盟对于自身制度效用的评估趋于“不确定”,在马来西亚、印尼、日本、东盟战略与国际事务研究所（ASEAN Institute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简称 ASEAN-ISIS）等“制度革新者”的倡议下,东盟开始在“东盟中心性”（ASEAN Centrality）的制度偏好下进行制度构建,先后建立了东盟地区论坛（ARF）、东盟与中日韩合作机制（10+3）、东亚峰会（EAS）等,东盟的制度演变因此呈现出“制度堆叠”的特征。非洲统一组织/非洲联盟在1979-1982年这一时期经历了“制度巩固”,法国的收缩、尼日利亚和利比亚的积极介入等改变了非洲的地区力量平衡,各方围绕乍得内战进行了激烈博弈,在“制度革新者”的建议下,非统对于自身的制度效用持相对“积极”态度,最终同意在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在乍得实施维持和平行动,非统的制度理念与安全功能得以维持。非统在1989-1993年这一时期经历了“制度堆叠”,美苏缓和、冷战结束对于非洲地区的力量平衡和地区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非洲内部冲突不断,非统对于自身的安全功能与制度效用持“不确定”态度,非统的“冲突预防、管理与解决中央机构”等安全机制得以建立,逐渐形成自身应对非洲冲突的一套机制。非统在1993-2002年这一时期经历了“制度替代”,非洲统一组织被非洲联盟取代。冷战结束后,美国、法国等西方强国大大减少了对于非洲的战略投入,非洲国家的内部矛盾此起彼伏,冲突不断。非统传统上坚持的“不干涉内政”原则逐渐成为非统管理非洲内部冲突的障碍,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维和行动因为资源受限而捉襟见肘,非统对于自身管理非洲冲突的制度效用逐渐持“消极”态度,在“制度革新者”尼日利亚、利比亚（特别是卡扎菲的“非洲合众国”思想）等国的理念引领下,最终非统作出决定,建立“非洲联盟”取代“非洲统一组织”,赋予非盟“有条件”干预非洲国家内部事务的权力。在对东盟和非统/非盟几个关键的制度发展时期进行深入分析并且与前述理论假设进行对照后,可以认为本研究针对地区政治性制度演变所提的三个理论假设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和政策价值。在学术层面,本文试图为地区性制度演变的原因与过程提供一个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在政策层面,本文的研究表明,如果把握好恰当时机,政策制定者可以为制度演变贡献自身智慧与方案,推动地区制度向更有利于地区治理的方向发展。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在诸如制度演变的程度问题等具体研究领域还有待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