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世纪中叶至12世纪初期,北宋与西夏在边境地区长期处于对峙状态,但这并未阻止双方之间的各种交流活动。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发展类型(农耕、游牧)、双方政策等因素影响,宋夏在边境地区进行了大量的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与各民族间的融合。当前学术界立足于边境地区系统、整体考察宋夏经济文化交流的成果尚不多见。本文试图通过揭示宋夏边境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情况,展示公元960年至公元1127年北宋与西夏边境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史实、特征以及历史影响,期以对今后宋夏关系史的研究有所推动。首先,简述北宋与西夏的边界变迁情况,从空间上为考察边境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确定研究范围。北宋时期随着宋夏关系的变化,两国边界线虽呈不断变动的态势,但大致可看出,其在横山山脉、旱海、黄河一线,延州、镇戎军一线来回移动。从边界线移徙的范围看,宋夏边境地区大致在今陕西北部、内蒙古南部、甘肃中东部、宁夏南部以及青海东部地区。值得注意的是,该区是以黄土高原为主的地貌,分布着众多河流,不仅是适宜于农牧业发展的优越地带,也是民族分布复杂、交通便利的典型地区。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助于宋夏经济文化的交流。其次,基于上述对宋夏边境地理的讨论,揭示边境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情况。其一,就经济交流方面,拟选取榷场贸易、贡使贸易、和市贸易、走私贸易以及堡寨贸易为切入点,通过分析交易场所、商品种类等,揭示既有大量农产品、畜牧产品、手工业制品流入宋夏边境地区,也有诸多先进生产工具、耕作技术等传入宋夏边境地区。进而,本文认为宋夏边境地区形成了农牧业兼营的经济模式,甚至因边境地区商业贸易的兴盛,使设立在边境地区的贸易场所逐渐演变成专以商业为主的城市。其二,就文化交流方面,拟以书籍流通和佛教文化交流为例加以考察。就前者而言,宋廷虽禁止关乎军政信息的书籍外传,但《孟子》、《大藏经》、《仪天具注历》、《唐史》、《刘知远诸宫调》、《孙子兵法三注》等其他诸多书籍通过不同途径传入西夏,以书籍为载体的蕃汉文化交流盛行于边境地区。就后者而言,西夏政府七次向北宋求赐佛经,并将其翻译为西夏文；还广泛刻印佛经、举行佛事活动、修筑佛寺。值得注意的是,宋夏政府间的佛事活动包含着政治军事目的。佛教寺院是边境地区的蕃汉民众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最后,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北宋与西夏边境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存在“地缘与交通”、“时间与空间”及“互通有无”等方面特征。两国广泛的交流加速边境地区的开发,推动边境地区各族间的融合,也为今后我国政府制定民族政策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