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悠久的交流历史。唐代,随着9世纪唐日贸易的兴起,中日交流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这是东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大变化。回顾9世纪中日官方交流,当838年日本最后一次成行的遣唐使出发以后,中日两国官方关系遂中止了。维系着9世纪中日交流之脉的正是唐日贸易。笔者认为考察9世纪的中日交流史,便不能忽视对唐日贸易的考察,本论文中笔者主要从商人和港口两方面考察唐日贸易。本文第一章回顾先行研究；第二章以唐日贸易的主体即由大陆赴日贸易的明州商人团之代表李延孝、詹景全等为切入点,围绕日本史料中所见9世纪赴日唐商的事迹,展开考察,通过解读史料来解释他们出现的原因,以及分析在他们的带动下,唐日贸易是如何发展发展起来的。通过考察笔者从日方的角度得出唐商出现主要诱因：一、日本对唐朝物品的需求量大,官方贸易受到限制,使民间贸易逐步兴起；二、9世纪中叶国际形势的变化使日本对新罗的态度逐渐由开放转向警戒最后到敌视,使日本政府不再欢迎新罗的民间贸易商人,转而欢迎从大陆直接运来的商品进行贸易的唐商；三、唐商凭借着开拓进取的精神和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开拓了日本市场。所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唐商应运而生,并取代新罗商人一跃成为唐日贸易的主流。第二章主要考察唐日贸易的兴起与明州商人团和明州港兴起的关系。翻检史料笔者发现许多商人的出发地来自中国东南沿海港口。如：明州、越州等。笔者以当时江浙沿海港口的代表明州为切入点考察了中国江南地区吸引唐商的原因。原因一、西北边境因政局不稳带来当地陆路贸易的衰退；二、唐中央政府重视南方经济开发,下放财政权力,提出许多利商政策,在这些政策的影响下,江南经济迅速发展；三、江南地区的适合海上贸易的优越的地理位置。第三章探讨了唐日贸易使明州崛起的原因,特别值得一书的是明州在中唐时期的独立建制,为明州政治、经济、社会各个层面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由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明州有能力承担起贸易港的角色。同时也促成了明州成为中日交流的主要港口之一。最后探讨明州商人团在明州崛起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既然明州商人团与明州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割的联系,自然讨论明州在中日交流中的作用时亦离不开明州商人,第四章通过阐述9世纪中后期中日交流腾飞的表现,说明明州商人团在中日交流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通过与明州商人的贸易,日本获得了大量来自大陆的的贸易品,其中最有江浙特色的是越瓷和越绫。本文围绕这两宗贸易品进行考察,发现这些在唐日贸易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货物多数是通过明州转运。从而推测其在唐日贸易中的重要地位。第二节考察明州与唐日佛教的交流。佛教文化的交流是贯穿于整个唐日交流史的,在遣唐使时代结束后,日本官方和民间对中国佛教的热情并没有减少,于是日本佛教徒和僧人通过各种途径往返中日之间,中国也有僧人和佛教徒为赴日传播佛教而东渡扶桑。通过考察发现9世纪经由明州入唐或渡日的中日僧侣为数不少,通过唐商向日本带去大量珍贵佛经。可以说在唐日佛教交流过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认为明州商人团为明州成为唐中后期的主要中日交流港起到巨大作用,对这时期的中日交流亦发挥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