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者的知识和技能能够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从而对经济的内生增长路径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对于转型国家而言,高素质创业人才的企业家精神和生产活动是驱动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教育是衡量人力资本水平的核心变量,引导高教育水平劳动者选择创业由此成为各个国家的一个重要政策导向。在此背景下,本文从个体特征和制度因素两个层面研究了教育水平对个体选择创业概率的影响。理论分析以相关学者提出的“管理能力提升理论”、“能力均衡理论”、“机会成本理论”和“信号显示理论”为基础,在比较分析的框架上揭示了教育水平对创业选择的作用机理。实证分析采用了2016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横截面数据,分别使用IV-Probit、3SLS和Heckman二阶段法对教育水平创业选择的整体效应,以及男女和城乡群体的差异化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由于个体的就业选择决策会同时受到微观和劳动力市场中宏观因素的影响,本文的理论机制研究包括个体因素和制度因素两个层面。个体因素作用机制分析主要借鉴了“能力均衡论”,对个体能力结构与创业决策之间的作用机理进行了构建。教育的创业选择效应取决于个体能力的结构性特征:当个体的能力结构--认知技能、非认知技能和专业知识较为均衡时,教育水平的提升将会增加创业选择的概率,反之则会产生负向影响;同时,由于教育水平会对个体利用信息和社会资源的能力产生影响,因此社会资本变量也可能会与教育产生交互效应对教育的创业选择效应产生影响。制度约束的影响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根据信号显示理论,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会通过影响创业和受雇者教育收益率差异的方式对教育水平与创业选择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中存在性别和户籍歧视也会对子群体的决策如男女和城乡群体的教育创业选择效应产生差异化影响。由于我国创业群体的异质性较强,因此本文的实证分析从主动创业、被动创业和整体创业三个口径出发,并对主动创业和被动创业的选择机制差异进行了区分。在教育变量的设定上,分别从分类和年限两个测量维度上探讨了教育水平与创业选择在整体效应、能力结构和制度约束三个层面上的实证关系。由于受雇和创业群体之间可能会存在自选择偏差,且遗留变量可能会导致教育估计系数的内生性偏误,本文分别选择党员身份、进取心、对社会信任程度、父亲是否创业作为自选择效应的外生识别变量,选择母亲教育年限、兄弟姐妹个数、母亲是否健在作为教育的工具变量,对自选择和内生性偏误进行控制。整体效应实证分析主要得到了以下结论:第一,教育的创业选择效应整体显著为负,无论是高等学历还是从教育年限来看,教育水平的提升都显著降低了主动和被动创业的概率,且被动创业的负向效应更大。然而教育对于两者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教育与被动创业选择的负向效应主要是由教育水平较低的劳动者缺乏就业机会所导致的;而教育水平较高的个体在就业市场有更好的工作机会,但其选择主动创业的概率仍然较低。第二,教育的创业选择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这表现在教育与非认知技能和社会资本变量发生了交互作用。对于进取心较强的个体而言,高等学历对其选择创业的概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社会信任程度更高的个体而言,高等学历对其被动创业概率产生了更为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三,制度因素在教育创业选择影响机制中发挥了显著的约束效应。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相对发达国家存在更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性,这导致高教育水平个体在选择创业时会损失部分的教育收益率,进而使得教育水平与创业选择整体呈显著负相关。教育水平的负向创业选择效应可以从以下两个视角进行解释:从个体能力结构特征来看,如果教育水平较高的个体能力结构较为单一,即如果教育主要提升了个体的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但对认知技能和非认知技能的提升作用有限,那么教育水平就会对创业选择的概率产生负向影响;从制度约束层面来看,性别歧视、户籍歧视和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都会对创业和受雇教育收益率的差异产生影响,从而进一步作用于教育水平的创业选择效应。性别和户籍歧视主要来自于雇主,因此其主要发生在受雇部门中。这会导致女性和农村劳动力在受雇部门的教育收益率低于男性和城镇群体,从而增加这两大群体选择创业的概率。同时,由于女性和农村群体整体的教育水平相对较低,因此教育的信号显示效应相对更强,这又会降低这两大群体选择创业的概率。为进一步识别个体能力结构和制度因素对教育创业效应的影响,本文分别按照性别和户籍制度对样本进行分类,研究了性别和城乡群体在教育选择效应上的差异。个体分布特征差异表明,我国目前的户籍歧视严重程度要高于性别歧视,这表现为以下两点:第一,受雇部门的性别收入差距小于创业部门,而受雇部门的城乡收入差距大于创业部门。第二,教育水平和认知能力相对较高的女性主要分布在受雇部门,而教育水平和认知能力相对较高的农村群体则主要聚集于创业部门。由于性别歧视程度相对较低,因此制度约束效应主要表现为由劳动市场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信号效应,这导致女性的教育创业选择效应虽然弱于男性,但依然显著为负。与此相反,由于户籍歧视程度相对较高,因此农村劳动力选择创业的教育收益率高于受雇,这导致农村群体的教育创业选择效应显著为正,即教育水平更高的农村劳动力更为倾向于选择主动创业。总体而言,本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教育的创业选择效应较为复杂,个体的能力结构特征和我国特有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特征同时发挥了重要的调节作用,且制度因素的影响整体大于个体结构特征。严重的户籍歧视程度使得我国农村劳动力选择主动和被动创业的概率远高于城镇群体,这导致农村户籍人口占我国创业群体的比重高达77%左右。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而高学历城镇群体选择创业的概率又相对较小,因此我国创业群体的整体素质不高、创新能力也相对有限。从教育体制改革的视角来看,我国的高等教育仍然以知识和专业技能传授为主,这无疑在影响个体能力结构的均衡性上使得教育水平与创业选择之间产生了反向显著关系。而由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性对教育水平创业选择效应所产生的负向影响,进一步抑制了高学历群体的创业选择行为。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提升我国创业群体整体素质、增强其创新水平的关键措施不在于具体的财税或金融机理政策,加大改革和制度创新的力度、推动劳动力市场相关制度的变革才是更为根本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