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行政裁决是行政机构作出命令的行政过程。在行政实务中,行政裁决并不仅仅是行政机构对于法律的无偏执行,一些行政裁决对国会法律或司法判例之约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部分行政裁决甚至直接突破了国会法律或司法判例的强制性规定,形成了具有普遍约束力和广泛适用性的规则。以法治的基本逻辑观之,对于行政机构而言,通过制定规章来形成规则应当是主要的、最优的治理模式,行政裁决作为行政管理的个案治理工具,在建构规则的过程中,应当处于次要的、补充性的地位。然而,在美国的行政治理实践中,行政机构对制定规章实施管理的热情明显下降;与之相对的是,行政裁决反而被绝大多数行政机构视为制定规则的首选。行政裁决权的存在意味着,美国行政机构在掌握立法性职能（制定规章）和行政性职能（执行法律）的同时,拥有了司法性职能。这似乎违反了分权原则,并一度引发合宪性质疑。严格检视联邦宪法文本后不难发现,虽然宪法文本提出了不同职能部门的概念,但并没有将权力分立作为一项原则。尤其在追溯宪法的立法史时可以看到,权力分立原则的主张曾被明确提出过,但并未获得国会通过。在宪法运作实践中,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彼此之间的渗透和交叉颇为常见。从科学技术的发展、持续监管的优势、人员的专业水平以及庞大的监管工作量等多角度来看,处于管理一线并掌握大量信息的行政机构可以采用有效的、灵活的措施来实施监管。在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组成的三元主体中,只有行政机构能够成为行政管理的最优主体。行政机构获得国会的宽泛授权后,基于必要性和正当性,还可能进行进一步的转授权。行政裁决的效率可从两个角度进行对比分析。从行政立法的角度来看,通过规章制定规则的优势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但是,对规章优势的过分强调也可能导致一系列逆向反应。在实践中,正是由于规章充满专业性、全面性和普适性,国会和联邦政府不可避免的在规章制定过程中逐步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一定程度上增大了规章的制定难度,对于行政机构而言,通过一部规章并非易事。如果行政机构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基于行政机构的专业性,以及裁决个案中事实认定和法律属性的相对清晰性,行政裁决与规章之间的真实差距并没有形式规范分析的那么大,即使从公众参与、追溯效力以及程序的灵活度等视角来看,行政裁决和规章亦不存在本质性的不可弥补的差异。从司法证据规则的角度来看,美国行政裁决虽然必须接受司法审查,但其证据规则体系却与司法系统迥异,《行政程序法》规定了极为宽松的适用于行政系统的证据规则,司法系统的证据规则体系并不当然适用于行政系统。联邦法院也意识到了以业余陪审团审理为立法基点的复杂证据规则适用于专业行政机构裁决案件时存在的不合理性,认为应当忽略或者放宽适用此类颇具高度复杂性和限制性的规则。行政机构适用自成体系的证据规则,背后的经济逻辑在于,不同主体的专业能力、信息甄别能力和判断能力存在显著差别,自然应当赋予其与之相匹配的规则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