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香港新生代小说家之一,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文坛的董启章,在写作中始终秉持着他有辨识性的独特恋物风格。这既出于香港的城市生活经验、香港文学的恋物倾向,也出于作者的个人选择。通过对董启章小说文本的阅读与分析,笔者有理由相信,恋物作为一种书写形态是董小说中不可忽视的特征,它不仅是书写对象的选择,更体现了一种恋物书写的逻辑;不仅是描摹物的存在与身份,更深入人与物的关系来透视整个当代世界。可以说,恋物是董启章其文的底层建构,他正是以恋物作为媒介,触及更多元更广泛的主题与表达。本文试图从恋物表象深入恋物逻辑,抓住“人—物”关系作为着力点,分析董启章小说中恋物书写的呈现方式、内在意涵以及形式特征。恋物倾向的凸显首先呈现在香港社会与香港文学本身。自20世纪以来经济腾飞开始,香港社会迅速进入了一个物质爆炸的时代,物成为城市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存在,它不仅承载着港城的发展前进,也霸占了港人生活的各个角落。在这样的境遇之下,香港文学之中很自然地出现了物的身影。在叶灵凤、刘以鬯、西西等香港作家的笔下,物占有了一席之地,人与物的关系也由最初的单向诠释走向了更亲密的交流。到了董启章笔下,“人—物”关系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两者结合的“人物”。借助着对物的偏好,董启章走上了以“人—物”关系为指向,以世界建构为目标的小说创作之中。为了有针对性地剖析董启章小说中的恋物,本文选择关注的是他在1992年至2005年之间的一系列创作,在这段时期中,董启章几乎不遗余力地凸显了他对物/对象的偏好,从《西西利亚》到《天工开物》的十余部作品中,我们得以勾勒一个较为完整的董启章恋物书写的历程。总体来说,董启章的恋物书写可以主题为依据划分,这首先是由于董的创作具有相对鲜明的主题聚集倾向,比如在1992至1995年期间,他主要以《安卓珍尼》、《双身》两部女性主义突出的作品引发了热议,但随后又迅速抛弃了这个主题的书写,转入城市书写的怀抱,并于1997至2000年间创作了“V城”系列。可以说,主题是董启章的小说创作时期划分的重要依据,而不同主题下的恋物倾向也自然地呈现出不同的色彩。本文将从“人—物”关系、性别书写以及城市书写三个主题入手,分析各个主题内隐含在文本之中的恋物逻辑是如何发生生效,并最终通过物擢升到更广阔的可能世界之中。最后,文章将把目光由内在逻辑转向外在形式,笔者认为董启章小说所具有的独特形式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恋物书写的重要信息。当恋物思维作为董创作的基础思维方式之一时,他的形式选择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相应的影响。董启章所采用的文类融合、多声部喧哗、互文性文本等小说形式可以视为是他恋物逻辑的外在表达,是构建其小说世界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