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发达国家长期以来主导着全球的直接投资方向，但是发展中国家在近来的30多年也在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同时也崛起了一批令人瞩目的跨国公司。这种现象的出现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兴趣，事实上，作为跨国经营研究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发展趋势及竞争能力正逐步成为许多研究者所关注的课题。然而就笔者所阅读的国内外文献而言，绝大多数分析还只是停留在对发展中国家、国际环境、行业、政策建议等宏观层次，而对于微观层面的企业几乎是毫无涉及。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数量和质量还不明显，难以形成令人信服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在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信息披露不够透明，造成各种量化数据很难获取，实地调研又往往耗时耗力。因此，可以这么认为，目前针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研究还处于相当初级的阶段，没有现成的、系统的理论或实践依据可作参考。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然初具规模，应该看到，在相同的母国环境下，“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与尚留在国内的中国企业有着明显的不同，即使是在“走出去”的群体中中国企业也互有不同，因此，从企业内部着手，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能力体系的构建和转移就显得格外有意义。在明确了研究背景和研究主题之后，本文通过对可靠的企业基础进行数据要素的采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能力体系转移的基础、过程、机制、效果开展较为系统完整的分析工作。具体而言，研究范围包括：(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能力体系都包含什么?(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能力体系发生转移的基础是什么?动因和障碍如何分析?(3)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能力体系转移的过程、机制及进入模式的选择；(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进入模式控制权的高低对能力体系转移绩效的影响。本文以在江苏、上海、浙江三地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为研究对象，选取了334份有效样本，并运用多元回归分析、主成分因子分析、方差分析(ANOVA)分析、相关分析及描述性分析等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1、我国的境外投资主体正在从单一的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向多种所有制经济主体对外直接投资转变，民营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黑马”。在区位选择上，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仍然主要集中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后发展地区，存在能力体系转移阶梯的现象，即中国企业在相对优势较强的后发展地区，将经过适应性改造后的能力体系转移给当地的合作伙伴或供应商。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自身能力体系构建上，国外投资企业的进入为其在诸多方面提供了输出和支持，使之更加健全和完善。因此，对于类似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后发展型跨国公司而言，企业的内向国际化是其外向国际化的基础和条件。2、本文提出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能力体系的概念模型得到了实证支持，该体系可以被划分为五个能力因子：营销能力、组织与战略能力、创新能力、制造能力和财务能力。其中，制造能力是中国企业明显的相对优势，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和营销能力在目前阶段处于相对弱势，而组织与战略能力和财务能力则是则是作为一个企业存在所必备的基本能力。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能力体系转移过程分为认知、改变、适应和执行四个阶段，其中前两个阶段发生在中国境内，而后两个则落实在境外。4、不同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具备的能力体系不尽相同，因此对进入模式的选择也不相同。营销能力高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能力体系转移时倾向于采取高控制权的进入模式，财务能力高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能力体系转移时倾向于采取低控制权的进入模式，而其它三个能力因子(组织与战略能力、创新能力、制造能力)水平高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对控制权的选择没有显著的影响。5、中国对外直接企业能力体系转移时进入模式的选择会直接影响到绩效的高低，实证表明两者具有正相关。6、在具体经营方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对海外分支机构的战略决策、财务事务、日常经营和高层人员等四方面的管理控制程度对能力体系转移产生的绩效均有显著的正效应。本研究在对理论、实证及案例分析的基础上，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不仅要重视自身能力体系的建设并应用在国内的发展之中，而且更要将具有竞争优势的能力体系高质量地转移至海外分支机构，使其能迅速在东道国(特别是后发展中地区)环境中获取新的成长机会。为此，提出四方面建议：一是要培育全球视野下的能力体系管理；二是要重视能力体系建设的平衡性；三是要拓宽能力体系建设的渠道；四是要优化能力体系发展和转移的环境。本研究不仅丰富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发展中国家企业，特别是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选择“后发展中国家”作为主要东道国提供了较为新颖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