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基于对西方企业理论所标榜的普遍主义的解释力的不满，试图探讨华人企业独特的组织方式。华人独特的经济组织方式在香港台湾地区的民营企业中，已经日益明显地显现了出来。在对港台企业的实证和理论研究中，一般把华人企业独特的组织方式泛称为家族主义。本文的研究也可以当成是对这两个地区企业组织的实证材料的一种理论提升。 本文在前言部分主要做了两个工作。第一是澄清本文的研究对象——家族主义。将家族主义和家族企业，华人企业中的家族主义和西方家族企业中的组织特征都作了区别。力图说明，华人企业的家族主义不同于家族企业，前者是建立在中国人特有的社会文化观念基础上的一种独特的经济组织原则，它不仅存在于家族企业中，也存在于非家族企业中，而家族企业主要是指企业主要经济资源的家族所有和家族控制；另一方面，华人家族企业所体现的组织原则与西方家族企业中所体现出来的组织原则也有微妙的区别，这种区别孕育着不同的企业组织逻辑。第二是对目前研究华人企业的主要方法——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方法，和以普遍主义面孔出现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的研究方法做了简要的评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方法强调华人企业组织的独特性，并倾向于认为这种独特性来源于华人的独特的社会文化因素。笔者以为从把握华人企业组织特殊性的角度讲，唯有从社会文化因素上寻根才是根本上正确的道路，但是这种方法也有文化决定论的嫌疑。以普遍主义面目出现的企业理论根本上否定特殊性的意义，但是它毕竟抓住了普遍性，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所探讨的基本问题毕竟是所有文化中的企业组织都共有的基本问题。而这正是社会学人类学方法所不擅长的。 本文的研究框架主要在第一章中展开，本文的研究方法是试图对社会人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做一个调合。笔者以为，对华人企业独特的组织逻辑的破解，仍然要以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做为基本的理论线索，企业中的行动者首先是一个个的经济人，是以经济取向来考虑组织问题的，而且组织的有效性也是要以其经济绩效做为其主要的评判标准的，而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线索揭示着企业做为一个经济组织所必须面对的、基本的和共同的经济层面的问题。但是经济人又是受到各种非经济因素的约束的，其中特别以社会文化因素最为深刻、持久，文化因素是决定华人企业独特组织逻辑之独特的根本。在本文中，文化因素对企业组织的影响并不是抽象玄虚的，而是落实到具体的东西上，这个具体的东西就是为大家所熟悉的关系，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推出了关系规则，并指出关系规则的性质，并指出其做为一种约束条件之所以有效的原因是其中包含的中国人的道德价值观。在本文中，笔者将关系规则看成是经济行动者（机会主义人）的一种文化约束条件，它在组织中的作用和地位相当于西方的法律契约和相应的西方契约主义精神，它对企业组织的参与者的约束是实在的。 在给出关系规则约束条件，并梳理了企业理论的基本线索以后，下面的三章对华人企业分三个层面展开分析。 在第二章，探讨的是华人企业的资本的组织原则，其核心是探讨出资人（股东）和掌握企业经营决策权的最高管理者之间的产权安排和治理结构。笔者在本章通过对中小企业（一般都是家族企业）、上市公司、单一家族的关系企业集团和多家族关系企业集团等四个类型的企业产权安排和治理结构的实证村料的分析，得出了华人企业在这个层次上所遵循的基本组织原则。 第三章探讨的是华人企业中人员的组织原则，其核心是企业控制人（最高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代理成本（也即企业内部组织的交易成本）和相应的治理结构问题。着重的是使得老板与员刁上间贡权利约定得以有效维持的保障机制址什么，以及这个机制是如何可能有效的。笔者卞要从企业员＊的雇用、选拔任用，老板与员二上间的权力一服从格局的性质，及其组织效用等方面进亏丁厂分析一了得出厂华人企业内部组织的基本机理和二元治理结构。第四章探讨的是华人企业的管理结构和原则，这些管理结构和原则实际上是以第二章的分析为直接的基础的。笔者首先将华人企业组织与西方官僚主义科层制对比，得出华人企业弱化的组织结构，进而正面给出了华人企业的管理结构和原则的几个基本方面。 第：二二、四章总起未说，得出的关－厂华人企业的家放全义组织特征是；如用把企业看成是将经济资源投入企业的经济人之间贡权利约定的产物，那么，对华人企业来说，决定各利益主体的贡任、权力、和利益如何约定、安排，和保证这一系列约定有效的东西就是关系，这个关系是以企业控制人为核心展开的垂直件关系网络。企业的有效协作是以企业控制人对其他要素所有者的一种家长式的权威来维持和调节的，而西方企业所强调的法律契约、市场竟争因素，只是起到一种辅助的。形式化的作用，在有些方面基本是无用的。关于华人企业组织原则的具体结论，请参见本文结论部分。 在第五章，本文首先以台湾的实际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