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风险和制度质量对粮食安全影响研究 ——来自全球和粮食不安全地区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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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当今世界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是粮食不安全。据估计,全世界约有7.68亿人在他们的生活中经常缺乏充足和健康的食物。这些营养不良人口中有一半以上(即4.25亿)出现在亚洲地区。在这些亚洲地区,南亚有3.32亿人受到影响。它的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导致不可逆转的健康不良和许多威胁人们福祉和发展的有害社会经济后果。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各种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检验政治风险和制度质量等多维因素对全球和世界上粮食最不安全地区粮食安全的不同影响。首先,本研究从全球视角调查了政治风险和制度质量这两个因素分别地和联合地对粮食安全的直接影响。其次,分析了政治风险和制度质量对世界上粮食最不安全大陆(即亚洲)粮食安全的空间影响。第三,考察了政治风险和制度质量对世界上粮食最不安全地区(即南亚地区)粮食安全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本研究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需要知道降低政治风险和提升制度质量是否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消除饥饿和所有类型的营养不良,特别是在世界上粮食最不安全的地区。研究的重要性:本研究符合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该目标是为了应对全球性饥饿和各种类型的营养不良所发起的旨在引起人们对和平(包括降低政治风险)、正义和强有力的制度质量的关注。然而,已有实证文献研究表明,没有一项研究在考虑所有政治风险和制度质量因素以及粮食安全其它多方面因素的同时,综合调查研究了政治风险和制度质量对粮食安全的多方面影响,本研究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不足。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面板数据,使用七种政治风险因素和五种制度质量因素,通过各种方法技术,调查研究了政治风险和制度质量在粮食安全中的不同作用。政治风险因素包括:内部和外部冲突、种族和宗教紧张局势、军人干政、社会经济条件风险和投资风险。制度质量因素包括:政府稳定性、腐败控制、法律和秩序、民主问责制和官僚影响力。粮食安全是通过对粮食的存在性、可得性、稳定性和粮食平均利用率来衡量的。对于第一个目标,我们采用了一种稳健的系统广义矩法(System-GMM)估计量,调查从2001年到2018年全球(包括131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治风险和制度质量因素对粮食安全的单独的和联合的影响。该目标依赖于政治风险因素的改善和制度质量因素的提升。不过,这里的“联合的影响”是指政治风险指数、制度质量指数以及政治风险和制度质量因素的综合指数。System-GMM方法也用于比较分析2001年至2018年政治风险和制度质量因素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直接影响的差异。46个发达国家和85个发展中国家被用作比较分析。在全域分析和比较分析中,为了方便解释或避免解释系数出现的尴尬,我们使用了两步法进行分析。因此,我们对在第一阶段分析中表现出尴尬的那些政治风险和制度质量因素进行了重新标度。对于第二个目标,我们使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SPDMs)研究了 2000年至2018年35个亚洲国家的政治风险和制度质量对粮食安全的空间影响,而在SPDMs模型中,空间杜宾模型(SDM)通过多项检验最终确定了结果。该目标将所有政治风险和制度质量因素视为一个政治风险指数(以重新标度的形式)。对于第三个目标,我们利用面板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探索了 2000年至2018年4个南亚国家政治风险和制度质量对粮食安全的短期和长期影响。该目标使用了所有政治风险和制度质量因素编制了政治稳定性指数(以最初标度的方式)。南亚国家是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因此,还分别估计了政治稳定对这四个国家粮食安全的短期动态影响。此外,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也用于检验政治稳定与粮食安全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在全域分析中,改进政治风险因素(内部和外部冲突、种族和宗教紧张局势、军人干政情况、社会经济条件风险和投资风险)和制度质量因素(政府稳定性、法律和秩序、民主问责制和官僚效率)显示出对粮食安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然而,在重新标度之前,对腐败的控制对粮食安全产生了尴尬的效应,在重新标度之后(即在分析的第二阶段)对粮食安全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发达国家的结果显示,在重新标度之前,仅来自种族紧张和军人干政两方面存在尴尬的结果,后来只有种族紧张对重新标度后的粮食安全表现出显著的逆向反应,而其余因素的表现与全域分析相同。发展中国家的结果显示,宗教紧张局势、军人干政、社会经济条件风险、投资风险和腐败控制这几个因素表现出尴尬的结果,即重新标度后对粮食安全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其余因素的表现与全域分析结果相同。此外,联合的影响(即政治风险指数、制度质量指数和综合指数)对整体样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样本的粮食安全均存在正的显著的影响。政治风险和制度质量因素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无论是单独的影响还是联合的影响,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都小于对发达国家的影响。其次,空间分析结果表明,政治风险(即增加的政治风险因素和变差的制度质量因素的指数)对特定受影响国家及其周边国家的粮食安全,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最后,政治稳定指数(即改进的政治风险和提升的制度质量指数)对粮食安全的短期和长期影响的估计结果表明,政治稳定对南亚的粮食安全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已经证实,在世界上粮食最不安全的地区,改进的政治风险和良好的制度质量可以提高短期和长期的粮食安全水平。此外,政治稳定对个别国家粮食安全的短期影响结果表明,政治稳定对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的粮食安全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不过政治稳定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在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程度较小。此外我们还发现,政治稳定与粮食安全之间存在双向关系。然而,本研究依赖于有关粮食安全问题的文献,并试图通过各种方法,从政治风险和制度质量的多维方面着眼,研究这些多维因素对全球和世界粮食最不安全地区的多方面影响。限于作者的视野和所掌握信息的深度,该研究可能不足以解决所有粮食安全问题。研究的现实意义:当前关于政治风险、制度质量和粮食安全之间关系的研究辩论,有助于呼吁做出紧急努力以降低政治风险并提升全球抗击饥饿的制度质量,特别是在世界上粮食最不安全的地区。世界范围内政治风险较高且制度质量较差的国家,在粮食的存在性、可得性、稳定性和粮食利用率方面,面临严重的粮食安全水平低下,个人可能每天都缺乏充足和健康的食物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生活。由于无法克服的政治风险因素和无法改善的制度质量因素,发展中国家改善粮食安全的能力面临比发达国家更多的障碍,这可能导致全球饥饿人数增加。此外,本研究发现,在世界上粮食最不安全的地区,造成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较高的政治动荡和较差的制度质量会显著降低受影响国家及其邻国的粮食安全。研究表明,在地区层面,个人每天在物质方面、社会方面和经济方面获得充足和安全食物的机会面临着惊人的威胁。更具体地说,较高的政治风险和较差的制度质量的影响基本上可能导致社会、物质、金融、人力和自然方面的资本缺乏,以及在就业、资产、养老金、转移支付和居住等方面的收入贫困。而资金缺乏和收入贫困可能会对家庭环境、卫生服务、适当护理和家庭粮食安全造成潜在的威胁。因此,膳食摄入不足和疾病的可能性更大,这可能导致急性营养不良。急性营养不良具有短期影响,例如残疾率、死亡率和发病率,以及长期影响,例如成人体型、智力、经济生产能力、生殖能力以及代谢和心血管疾病。论文的原创性价值:论文通过利用各种方法论,使用七个政治风险因素和五个制度质量因素,对政治风险和制度质量在粮食安全中的不同作用的研究,为相关领域和人士诸如学者、政策制定者、国际捐助机构和从业人员制定政策提供了多重视角,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即到2030年消除全球饥饿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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