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说明问题在二十世纪表现为属于不同哲学和文化背景的两种范式的对立和争论。以亨普尔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从近代科学和哲学传统出发,坚持科学知识的客观必然性和普遍有效性,探究存在于一切科学说明过程中的普遍特征,试图发现适用于一切科学说明的普遍有效模型。为此,亨普尔提出了科学说明的覆盖律模型。这一说明模型基于形式逻辑的演绎方法,把对所有现象(自然和社会)的解释都看成是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演绎的客观和必然性关系的说明和预测,说明和预测同构。但是,这种基于形式逻辑对科学说明过程的静态分析并不能彻底囊括说明的一切特征,也并不能完全真实反映科学说明的全部过程。其中,最根本的问题是说明和预测的不对称以及不相关性反驳的问题。因此,这一模型的提出受到了许多批评,一些学者提出了修正性的建议,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范·弗拉森提出的语用学说明模型。这一模型与覆盖律模型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是从静态的逻辑特征出发来阐明科学说明的过程及其本质特征,而是从动态的语境中寻找说明的决定性因素。语用学的说明模型因此也就能很好地解决覆盖律模型的根本问题,尤其是不对称问题和不相关性问题。但是,把一切科学说明的过程看成是语境相关的过程,势必把基于逻辑演绎关系的客观必然的说明相关关系变成基于动态语境的相对性的说明相关关系。这正是困扰语用学说明模型的最根本的问题。围绕这两个最显式的说明模型,当代科学哲学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本文认为,这种争论的实质是关于科学说明相关关系问题,即何种形式的说明相关关系是科学所需要的或者说所必备的说明相关关系。现代性的捍卫者认为科学说明所寻求的是客观必然的相关关系,而后现代主义者们则认为说明的相关性是一种语境相关性,因而说明相关关系并不必然是一种客观必然关系,而是表现为相对于语境的多元化的说明相关关系。因此,科学说明相关性问题实际上体现的是渗透在当前各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对立与冲突的这一普遍性的问题。而这一对立与冲突又是与体现在后现代转向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这一大的语境紧密相关的。对于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当代哲学上产生了普特南的从“内在实在论到自然实在论”、夏佩尔的“信息域理论”以及阿佩尔的“先验解释学”和语境论等的解答方案。本文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指出目前最具有理论说服力的是阿佩尔的先验解释学。但本文在结束时也指出,人类思想文化中的任何终极性的问题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哲学问题,而任何哲学问题却都不存在终极性的永恒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