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日臻完善的反腐制度相对的是日趋复杂、隐蔽、系统化、网络化的腐败现象。十八大以来，中国腐败案件类型多表现为家庭腐败、集体腐败，“关系腐败”问题日渐突出。“人情社会”是典型的中国社会形态，人情往来、熟人观念、“特事特办”等体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个体按照血缘、亲疏关系划分关系层次，不同关系层次的人与关系主体之间的信任强度不同，享受不一样的资源获取机会，行为者之间“关系”的存在与否成为决定腐败行为是否发生的一个关键因素。“人情社会”中，人们通过宴请、人情送礼等方式建立“关系”，通过提高与“围猎”目标主体的交往频率来获取信任。人情送礼等人情社会人际往来方式被转化为不被法律认可的围猎手段，披着人情往来外衣的“围猎”手段助长了行为双方腐败行为的自我道德化演变趋势。以“关系”为导向的人情作为一种媒介贯穿于腐败行为主体建立、发展和维系“关系”过程的始终。腐败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成为当前我国腐败行为产生的重要根源；也成为我国腐败治理难以取得进一步进展的重要原因。基于以上原因，本文从我国特有的人情文化视角，对腐败问题进行研究。
　　基于腐败研究的特殊性，很难以调查研究类研究方法来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因此，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通过对贪官忏悔录中若干腐败案例的搜集、分类与分析；在差序格局、关系、动机、信任等理论的基础上，深入分析腐败双方的关系模式，探讨腐败关系网络的建立及运作过程；从腐败行为人本身探讨腐败行为的生成逻辑；对我国的腐败行为进行探索和研究。构建由“规避检查的权力”、“围猎方式”、“人情文化”、“信任”四个维度组成的一般性腐败关系网络模型。探索运用文化、道德、社会、制度的力量来促使个体遵守制度的反腐途径，促使文化、社会、制度层面良性互动关系的形成，为我国腐败治理提供新的解决思路和治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