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和算法兴起,科技创新浪潮席卷司法审判,依托算法构建智能审判体系的司法人工智能势不可挡。算法裁判作为一种创新性裁判方式,较法官裁判更加客观中立,为司法审判各项制度注入了全新动力,2017年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将建设智慧法院作为未来实现智能审判的重要规划[1]。“智慧法院”的建设发展,即是算法裁判深入司法实践的具体释明。但,决策对象和裁判方式的重新定义让算法裁判提升司法质效的同时,也带来了各式制度风险。本文在厘清算法裁判运行模式的基础上,结合算法裁判的现实应用情况,力求对算法裁判已暴露出或可预知的制度风险进行全面的剖析,继而溯源风险成因,实现对算法裁判引发的制度风险的预防和控制。在绪论部分,针对“以算法为核心的人工智能融入司法审判”这一主题,本文展现了学界各位研究者的不同观点,目的是“踩在前人的肩膀上”,深化对算法裁判和人工智能这一新兴领域的认识,借助法理理论知识,发现实践问题,推动司法创新发展。论文正文开篇明义,第一章通过对上海“206”、北京“睿法官”和贵州“法院云”等智能辅助系统的介绍,分析算法裁判在现实应用中的功效、缺漏和限度,为下文算法裁判可能存在的制度风险作铺垫。第二章将第一章提到的算法裁判可能的制度风险进一步展开,并按照类型将其分为司法责任制度风险、证据制度风险和监督管理制度风险。通过划分制度风险的类型,详细分析算法裁判在不同的审判阶段、不同的制度设计中是如何产生制度风险的。透过算法裁判介入司法前后带来的制度变化,探讨在制度的革新和发展方面,我们意欲实现的效果和算法裁判造就的状况是否一致,从而指出不足,正视风险。承接上文,第三章剖析算法裁判在应用中产生的或未来可能产生的制度风险的成因,包括算法裁判本体的静态成因和在司法运行中的动态成因。首先是算法裁判自身科技属性带来的科技话语与司法话语的矛盾和冲突,算法裁判的预设性、形式性和不透明性决定了不加规制的算法裁判会破坏司法制度;其次是算法裁判在应用中存在的定位不明晰的情形,算法裁判形式统一性和实质结果差异性之间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法官的审判能动性;维护管理的缺位更是扩大了算法裁判的系统性偏差,消解了审级制度和内部审查的效果,须多加防范。最后,算法裁判应用的制度风险不可小觑,针对风险的规制措施必不可少。论文第四章从防范算法裁判自身运行缺漏和防范算法的司法动态应用问题两方面提出相关规则措施,如完善司法数据库、培养司法和科技融合人才、新增算法裁判审查程序等,力求防范化解算法裁判在应用中产生的制度风险,推进司法裁判和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