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经济仍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转型阵痛期和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等多重挑战造成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下降;致力于逆周期调节的宏观经济政策导致市场流动性充裕,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并推升金融资产投资收益率;叠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全球和中国经济形势不确定性提升,公司经营风险有所增强。在此背景之下,越来越多非金融企业积极投身于金融市场,以追逐利润和预防风险为目的扩大金融资产投资规模,致使近年中国企业金融化现象愈演愈烈。这种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趋势在微观维度对企业创新研发能力、生产效率和经营业绩等方面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在宏观维度则会阻碍实体经济发展、增强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削弱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效果。尽管也有学者指出企业持有金融资产具有平滑投资波动和提高资产流动性等益处,但目前主流观点仍认为企业金融化弊大于利,应采取适当手段进行干预和治理。基于上述现实情况,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抑制企业盲目冲动多元化扩张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和人民银行当前经济工作中的重点任务,厘清中国企业金融化形成机理是制定适当经济政策引导企业回归实体经济的重要前提,对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指导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较强现实意义。现有文献对于企业金融化形成机理的研究大多基于微观视角,从宏观视角出发的研究成果尚有不足之处,在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更加复杂多变的新发展阶段中,部分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仍亟待解决。通过拓展非金融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决策数理模型并运用多种计量经济学方法,本文以2007-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基于宏观视角从客观驱动因素和主观动机两个维度出发对中国企业金融化形成机理问题展开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行文上遵循“提出问题-理论基础-现实情况-实证分析-政策建议”的经典结构,力求通过一系列创新之处丰富和深化现有学术研究成果,并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政策建议。首先,本文基于现有文献构建了一个代表性企业在固定资产和金融资产之间进行资产配置的跨期效用最大化模型,并求得企业最优金融化水平的显式解。结果表明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水平主要取决于四个因素,分别是风险调整后的金融资产与固定资产投资收益率,以及自有资金和杠杆资金的经营风险。通过将部分微观元素表达为核心宏观变量的函数形式,本文对上述数理模型进行拓展,将宏观经济形势对企业金融化的驱动效应及宏微观传导机制引入企业最优金融化水平的表达式之中,进而形成本文基于宏观视角研究企业金融化形成机理的理论分析基础。其次,本文参考现有文献将宏观经济形势划分为宏观经济景气度、实体经济生产经营情况、货币政策环境和资本市场繁荣度四个维度,基于数理模型对各维度宏观因素影响企业金融化水平的驱动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展开较为全面和系统的理论分析,并结合定性分析提出研究假设。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宏观经济景气度下行能通过抑制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显著提升企业金融化水平,但提高经营风险的机制效应不显著;实体经济生产经营情况恶化对企业金融化水平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降低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和提高经营风险是重要作用机制;货币政策环境宽松和资本市场繁荣度提高均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金融投资获利能力促进实体企业金融化。进一步异质性分析指出非国有、东部地区和低集中度行业的企业金融化水平受到各维度宏观经济形势波动的驱动效应更显著。再次,为进一步探究宏观经济各维度的外生冲击对企业金融化水平的潜在驱动效应及其时变特征,本文引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环境、宏观经济景气度和企业金融化水平建立时变参数随机波动率向量自回归模型（TVP-VAR）,并绘制三维脉冲响应函数图。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在半年内对企业金融化具有短暂促进作用,且作用强度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为转折点呈现先减弱后增强的趋势;货币政策宽松在两年内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持续性较强的促进作用,且作用强度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呈增强趋势;宏观经济景气度上行在“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执行期间对企业金融化具有促进作用,而在样本期内其他阶段具有抑制作用,以上影响均只体现在冲击发生后的半年内,驱动效应发生结构性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企业缺乏实体投资机会、流动性充裕强化金融资产上涨预期以及企业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基于上述TVP-VAR模型,本文还使用连通性方法计算系统中各内生变量之间的静态和动态溢出效应,对中国企业金融化的宏观驱动效应强度进行定量测度。研究结果指出样本期内中国企业金融化水平的变动中共计有43.39%由系统内宏观驱动因素造成,货币政策环境、宏观经济景气度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三个宏观维度分别贡献了28.36%、11.12%和3.92%,表明货币政策环境是中国企业金融化形成的主导宏观驱动因素。此外,研究还发现在重大经济事件期间系统内连通性显著提升,企业金融化受到的宏观溢出效应明显增强。最后,本文在数理模型中纳入企业的融资约束异质性特征,从预防性储蓄和利润追逐两个金融化动机出发对微观企业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受到金融体系整体波动的驱动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并基于金融周期视角提出新的企业金融化主导动机识别路径,还通过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中国企业金融化的主导动机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繁荣的金融周期对企业金融化水平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相较于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融资约束较弱企业的金融化水平对金融周期波动更敏感,表明中国企业金融化的主导动机是利润追逐,而非预防性储蓄;中国企业投资短期和长期金融资产的主导动机均为利润追逐,但投资短期金融资产的利润追逐动机更强烈;异质性研究指出非国有企业金融化的主导动机为利润追逐,而国有企业投资金融资产的利润追逐动机不显著,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存在预算软约束且业绩压力较小,还发现东部地区和低集中度行业的企业进行金融资产投资的利润追逐动机更强烈。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通过对现有模型进行拓展,构建同时包含宏微观变量的企业金融资产投资决策数理模型进行理论分析,明确宏观经济各维度对微观企业金融化的理论驱动效应及宏微观传导机制;第二,在实证研究中引入新的宏观驱动因素,并对宏观经济形势各维度影响微观企业金融化的理论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第三,运用新的实证研究方法将宏观因素驱动企业金融化的时变特征纳入研究范畴,并对驱动效应的强度进行定量测度;第四,从新的视角提出企业金融化主导动机识别路径,并为颇具争议的中国企业金融化主导动机问题提供新的实证证据。基于一系列创新尝试,本文从客观驱动因素和主观动机两个维度出发的研究内容是对现有企业金融化形成机理研究的深化和扩展,也对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微观企业投资行为相关学术研究具有一定边际贡献。在理论意义之外,本文研究成果对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引导企业回归主营业务、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调控框架以及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机制改革的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现实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