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各地政府采取种种措施应对疫情传播,并取得良好成效。这成功控制疫情蔓延经验的背后,离不开政府对个人信息的海量收集和大规模利用。尽管个人信息在以“新冠肺炎”疫情为突出代表的公共卫生事件治理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对于如何进行个人信息的有序收集和利用依旧悬而未决。在正常的社会秩序下,政府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利用与公民个人信息权利之间的紧张关系尚不明显。但在公共卫生事件中,个人信息趋于公开化和政府公权力全面扩张,个人权利相对克减,如何权衡公共利益与个体权利,划定合理的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界限引发人们思考。然而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更多的关注于如何实现公民对其个人信息的自我控制,对政府等公权力机关收集利用个人信息的规定基本上是空白的。至于在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或非公权力主体能否以及以何种方式对个人信息进行收集和利用,几乎没有有效的规定。基于上述情况,文章在系统法学方法论的研究体系下,将围绕公共卫生事件中个人信息收集利用的立法现状与实践现状进行展开分析,理顺公共卫生事件中个人信息在收集和利用两个阶段的实际状况,具体分析我国公共卫生事件中对个人信息进行收集利用的合法性基础与合理性基础,总结出在非常态的公共卫生事件中所面临的关于收集利用个人信息时浮现出的严峻挑战,诸如难以给出在个人信息收集利用时的明确原则;权力义务配置不平衡;既有法律规则的不适用;相关立法的缺失等等。在此基础上,又探索于如何协调个人信息的保护与利用、平衡个人信息代表的多元价值,探究了能够实际适应中国国情下的面临公共卫生事件时相关收集利用个人信息的法律规制框架,从理念原则、法律体系以及具体制度的架构三方面给出建议,遵循社会本位理念、多元共治理念、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理念,遵守应急法治原则、风险预防原则以及比例原则,在法律、政策、协议三个层面建立起刚柔并济的立体化体系,明确公共卫生事件中收集和利用个人信息的主体多元化现状及其应当遵守的规则,并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利用行为进行严格规范,设立专门的监督机关,以实现公共卫生事件中理想化的个人信息保护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