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事业作为第三次分配的主要方式,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重要补充,将推动新时代慈善事业的蓬勃发展。同时,慈善捐赠也是企业进行合法性运作以获取、维持及加强自身合法性的途径之一。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各地慈善公益组织积极开展募捐行动,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支援疫情地区。企业作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捐赠力量,近年来在我国社会捐赠总额中的占比一直在60%以上。然而,单纯的履行社会责任似乎已成为了过去时。一方面,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优势地位,企业试图借助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增加曝光机会,扩大影响力与知名度以期获取市场的认可;另一方面,慈善捐赠已逐渐工具化,企业可能利用捐赠来转移公众、媒体以及监管部门等对其违规行为的注意,从而达到掩盖某些不法行为的目的。对此,学者们关于企业慈善捐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本文基于上市公司违规这一视角来研究其合法性运作。具体地,本文以我国沪深两市2006-2019年全部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违规数据为样本,对企业违规与慈善捐赠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同时,并考察了企业所处区域制度环境以及企业与政府的关联程度分别对企业违规与慈善捐赠之间关系可能存在的影响作用。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第一,通过组织合法性理论将存在违规行为的企业与其慈善捐赠联系起来,丰富了关于企业慈善捐赠动因的研究;第二,本文基于制度理论与资源依赖理论,解释了存在违规行为的企业与其慈善捐赠也会受到不同的制度环境和企业政企关联的影响,丰富了理论的实际应用;第三,本文结合我国独特的制度背景,从公司危机管理的角度验证了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对于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从侧面反映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合法性重构作用,丰富了企业慈善捐赠动机以及公司合法性运作的相关文献,将有利于社会公众和政府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动机与目的的解读。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第一,将有助于企业意识到慈善捐赠的作用和重要性,尤其是遭受信任危机或合法性危机的企业,也有助于企业管理者认识到战略性地使用慈善捐赠等企业社会责任手段进行合法性运作,可以帮助企业挽回声誉损失以及利益相关者的信任;第二,帮助企业管理者转变观念,将履行社会责任作为一种重获市场信任的手段,并且选择适当的时机积极主动地履行社会责任;第三,本文以违规上市公司的慈善捐赠行为为基础研究公司的合法性运作,有助于人们看清企业的社会责任异象,也有助于公司的利益攸关方更好地把握企业慈善捐赠的动机与方向,做出理性判断与抉择;第四,本文通过对慈善捐赠的研究,响应了国家关于第三次分配的政策。“三次分配”为我国推动慈善公益、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道路指明了方向,将缩小地区、城乡和收入差距,让每个人公平享有发展机会。研究结论表明:第一,存在违规行为的上市公司与其慈善捐赠行为之间确实存在—定的关系。具体地,相较于未违规的上市公司,违规上市公司慈善捐赠的积极性更弱;第二,相较于组织层违规而言,高管层违规的企业慈善捐赠积极性更强;第三,从外部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来看,企业所处地理区域制度环境水平对违规企业与慈善捐赠之间的负向关系起了加强作用,即在制度环境水平越好的区域,上市公司违规被罚程度越重,慈善捐赠积极性更弱;第四,从企业内部政企关联特征的调节作用来看,政企关联与违规企业慈善捐赠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性。但是,将其划分成先天性与后天性政企关联之后发现,先天性政企关联对违规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具有强化作用,具体表现为在上市公司违规与慈善捐赠积极性负相关的前提下,具有先天性政企关联的违规企业比不具有先天性政企关联的违规企业慈善捐赠积极性更弱。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理论机制的创新。将合法性理论、制度理论及资源依赖理论结合起来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与企业慈善捐赠进行研究;第二,引入新的调节变量。本研究在上市公司违规行为与慈善捐赠的关系中引入了两个调节变量——区域制度环境和企业政企关联,试图研究它们对上述关系可能存在的调节效应。第三,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基于企业危机管理这一相对独特的视角,从危机修复这一思路出发研究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聚焦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丰富和扩展了企业社会责任和危机管理的相关研究。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第一,在研究企业违规与慈善捐赠关系时,本文在研究时均采用的是企业违规滞后一年的慈善捐赠数据,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实证结果,因为短期内企业可能更倾向于少捐赠或不捐赠;第二,缺乏对作用机制的进一步研究;第三,鉴于数据收集的难易程度,本文中所研究的样本均为上市公司,而未关注众多的非上市公司,这无疑将公司合法性运作的研究仅限于上市公司,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研究结论的适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