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阶段全球经济因为种种冲突威胁和疫情等阻碍而发展迟缓的时候,中国在一步步崛起,彰显出强大的经济实力,内部市场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外部其投资显露出起步虽迟但扩张快、境内投资主体多元化、境外投资集中化的特点。2013年国家开始实施“一带一路”,在2020年又开始推进RCEP,两者的作用叠加,为对外直接投资的进一步深化创造了关键的时机,更能凸显本文进行的探究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体系充实和实际指导两个方面。传统研究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看作企业在自身现状和外部环境综合作用下采取的独立行为,早年学界集中于世界各国家进行对外的直接投资的出发点,或者说是产生的背后机制,后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发展引起学界对其背后影响因素的探讨,包含企业个体特征、宏观以及制度因素下的各个细分视角,并且关于其创造的效益和影响也有不少学者进行了深入探究,但这些研究都有相同的研究前提或者研究假设,也就是企业作为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在做出有关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时,不需要去考虑其余企业的行为,各个企业个体的决策并不存在互相的干扰。与此同时,对于现实市场非正常现象的出现越来越频繁,传统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中提出的各种模型的解释力越来越弱,学界开始提出将行为纳入金融学模型的研究中,同伴效应的应用领域逐渐从社会学延伸到投融资决策、股利分配、股票分割、避税政策、企业并购等经济学领域,但基本未延伸到对外直接投资领域。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首先将对外直接投资同伴效应的产生机制划分为信息与学习、产业关联与竞争、管理者自我驱动三个方面,首先抛出企业OFDI显著受到同伴效应影响的基础假说。进一步结合动机、可行的模仿学习途径、可支持模仿学习的自身条件等三个同伴效应实现的必要条件,对其异质性产生原因进行了进一步分析,首先对当焦点企业和同伴企业存在显著规模、利润、托宾Q值的差距时,同伴效应主要受动机驱动变得更强还是同时受到学习途径和自身条件限制变得更弱进行了实证检验;其次从产权性质、行业竞争程度、政策不确定性等导致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得异质性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假设。基于本文提出的假设,通过共有关键词连接两个数据库,对于每一个企业均利用某年内是否进行了OFDI和同一年OFDI的次数这两个视角来研究它的ODFI情况,采用上一年同行业不同城市企业作为同伴,既考虑同伴效应作用的滞后性,又排除同一城市政策和政府干预的影响。但替代关系、边际产业扩张、三优势等学界的理论以及实证研究均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有着促进和替代的双重作用,对建立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解释方程直接进行回归,由于忽视两者的互相影响导致内生性,使得实证回归的系数结果与实际有极大的偏差,甚至导致截然相反的结论,通过建立包含出口的工具变量的回归模型,符合现阶段关于两者关系的研究观点,可以使得模型回归结果更加准确,故在控制其他非主要因素的影响后,运用混合面板OLS和固定效应两个模型,计算企业同行业企业的出口均值,并将滞后一期值作为工具变量,使用2SLS方法来探究中国上市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同伴效应。基于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将样本集划分为两个子集回归进一步进行系数方向和大小的比较,以探究同伴效应作用在不同类型的企业间是否存在异质性,结果显示除政策不确定因素外,企业规模、利润、托宾Q、产权类型、行业竞争的不同也会引起同伴效应作用效果的差异。为充分利用被解释变量的取值特点,分别采用Probit和Piosson进行非线性概率回归,以及采用企业上一年同城市相关行业的出口作为新的工具变量,均验证了文章结论的稳健性。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针对企业提出积极拓宽信息获取渠道与分析处理能力、加强同伴企业间的沟通与联系、增加科技研发投入等建议,针对政府提出加强中小企业融资支持的普惠金融力度以降低自身条件对于同伴效应实现的约束、建立更加完善金融制度和信息公示制度、建立符合企市场需求的管理者业绩评价和科学的任用制度、加强对信息和科研行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削弱信息传递壁垒等建议。本文丰富了影响机制的研究,拓宽了同伴效应的运用范围,有助于更理性接受同伴行为确实显著影响中国企业OFDI这一事实,进而帮助企业进行行为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