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来势凶猛、严重侵蚀社会诚信体系,影响极其恶劣,群众对此反映强烈、深恶痛绝,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犯罪问题。为此,部分地区设立了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试图综合多方力量、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但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取得的成效并不理想。文本以武汉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运行为例,以协同治理为理论依据,试分析当前我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治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原因及对策建议。就治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看,当前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职责作用的发挥对公安部门具有较大的依赖性,对外公信力不足。而银行、通讯等组织难以跳出经济理性的框架,以管理权为保护伞消极配合或不作为,甚至从中牟利。就治理制度而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缺乏充分的法律授权,职责权限与人事管理制度等较为混乱,人才队伍结构不尽合理。从互动协调的过程看,常规化的沟通与协商平台尚未建立,通常是公安机关或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行政化要求相关组织临时性提供相关数据、配合破案。而相关主体内部自身有一套管理体系,该体系下的管理权限划分不能及时满足公安机关破案需要。就反电信网络诈骗治理低效或失效的原因看,既有治理主体自身的因素,也有治理体制及个体理性等方面的因素。就治理主体自身因素而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运作的低效是由其所处的结构所决定的。其功能是从公安体系中衍生出来同时又具有其特殊的组织、沟通、协商功能。但在人员配置、管理权限、绩效考核等方面仍沿用公安体系内部的管理,对公安体系具有强调的依赖性。对外它又代表公安机关提出信息分享要求,其公信力、社会地位等又远不及公安机关本身。这就造成了表面上它协商和统筹反电信网络诈骗治理工作,实际上缺少实权和社会影响力的尴尬局面。而相关组织缺乏反电信网络诈骗治理的主体意识,在组织理性的推动下,优先会考量本行业、本部门自身的利益。他们担心公安机关的介入会增加组织自身的管理成本、时间成本及人力成本等,同时还可能威胁到相关部门的自主性。从治理的制度层面看,整个治理过程缺乏强有力的核心领导力,看似每个环节都有部门在管理,但整体缺乏凝聚力。这和权责模糊化相关,一方面制度的设计尚不能清晰界定谁为反电信网络诈骗的低效负责,各方参与的边界和职责在哪里。另一方条块分割的格局又增加了内耗,以管理权限为保护伞滋生出管理权限的壁垒。由于不能理顺权、责的边界,多元主体的合作体制便不能畅通对接。最后,人员个体的理性和专业道德素养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反电信网络治理效果的发挥。立足以上问题和原因,反电信网络诈骗治理需要从重新定位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地位与功能;强化其他相关部门治理主体的意识;理清权责关系,建构资源共享平台;提升反诈各主体协同治理的合作共识等四个方面齐头并进。首先需要重新定位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的地位和功能,给予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更多的自主权和管理权;其次,要创造条件释放其他治理主体参与治理的活力,提高相关部门的自主性,建构良好的政社互动模式。三是要理清权责关系,建构资源共享平台。从法律制度、管理制度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相关规定,从技术手段和灵活化作战方式等方面进一步创新联合反电信网络诈骗治理的方式方法。最后,要在提升反诈各主体协同治理的合作共识层面,加大反电信网络诈骗宣传力度,培养相关工作人员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营造出全社会参与反电信网络诈骗的良好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