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数据,2018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9.58%。随着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城市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城市规模也不断扩大。然而,城市规模的过度扩张导致了交通拥挤、房价过高、环境污染等严重的“城市病”。因此,大量学者对我国城市能否继续扩张,应当走什么样的城市化发展道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不同角度出发,利用多种理论与实证分析方法,对我国城市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科学有效的政策建议。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首先从生活成本差异假说、能力群分假说、集聚效应与拥挤效应四个角度,对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与城市规模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探讨,指出二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然后选取我国24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利用其2002—201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固定效应回归,对我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与城市规模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城镇职工平均工资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加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动趋势;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后发现,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产业结构、政府干预与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城市道路面积、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对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进一步根据城市特征进行分组回归,按照区域异质性将样本城市分为东中西部地区三大类,回归结果表明,城市规模对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性,二者之间的倒U型关系只有在东部地区城市较为显著,并且东部地区城市规模的一次项系数最大,表明东部地区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受城市规模的影响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按照规模异质性将样本城市划分为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研究发现,特大城市的城市规模一次项系数为负数,城市规模对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出现抑制作用;大城市的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与城市规模之间依然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中等城市与小城市的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与城市规模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但并不显著,城市规模对工资仍然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未来需要加大城市规模发展力度。按照等级异质性将样本城市划分为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和五线城市,研究发现,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与城市规模之间不再呈现倒U型关系,城市规模的一次项系数为负数,一线城市的人口规模已经对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产生抑制作用,需要加强城市规划与管理水平,合理控制人口规模;二线城市和三线城市的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与城市规模之间仍然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并且大多数城市尚未达到最优城市规模。本文研究结论进一步表明,城市规模对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影响会随城市特征的不同而有所改变,我国政府可以根据不同城市的特征因地制宜,实施更有针对性的城市化发展政策。在此基础之上,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将大城市与小城市置于平等地位,并实行差异化的发展战略,以大带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东部地区城市“转型”,加快中部崛起与西部大开发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