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各国政府习惯于使用政策手段去干预企业行为,影响宏观经济的发展。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一国或一地区的经济政策变动也会传导到贸易伙伴国,对其它贸易伙伴国的经济贸易造成一定冲击。自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增长缓慢、国内外需求不足、国际市场不景气等问题成为抑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各国政府为解决经济低迷纷纷出台各种产业政策、汇率政策、贸易政策等经济政策及配套措施以期能够加快经济复苏,从而全球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明显加剧,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的爆发更是加剧了这种现象。企业作为一国产品走出去的重要载体自然也会受到这种政策不确定的影响。实物期权理论认为投资机会是看涨期权,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则相对来看其等待回报价值更高,这时企业会选择延迟投资时机,或退出市场。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其在进入新市场或出口新产品或进行新投资之前会考虑到伙伴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问题,因为出口行为会涉及不可逆且较高的沉没成本与贸易成本。基于异质性企业理论模型,只有能够承担得起这些成本的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才选择出口,低生产率企业则退出出口市场。因此,外部市场的不确定性会导致企业会权衡利弊后再决定是否出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出口企业的生产决策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当下如何应对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持续发展对外贸易成为学者们与出口企业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因此,本文使用1997-2018年CEPII BACI细分的HS6位产品数据,使用Baker等制定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分析伙伴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产品三元边际的影响。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将引起出口产品在数量边际上的下降,价格边际的提升,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出口的扩展边际。并且在变换核心指标的衡量方式、控制国内重要变量、采用GMM和2SLS回归分析中结果也依然稳健,进一步分样本研究发现,高收入水平的国家经济政策的不确定对中国出口的三元边际影响更明显;金融危机加剧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扩展边际、价格边际的影响;分市场样本发现,欧美市场和金砖市场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也更为显著一些;并且固定生产成本和可变生产成本对出口三元边际也存在显著的不同的调节作用。基于此,文章最后从国家和企业两个角度提出些许促进产品出口发展的建议和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