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基层社会的稳定是国家政治统治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均取得傲人成绩，但不可否认的是工农差距、城乡差距等社会矛盾也随之深化，基层社会的低水平发展成为影响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为回应基层社会发展诉求，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文件《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出台，旨在通过鼓励引导城市工商资本投入农业发展领域，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由此，资本下乡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兴要素，参与到基层社会的互动之中，与作为基层治理主体的基层政府及弱势小农展开博弈，对基层社会产生深度影响。本研究正是基于探究资本下乡对基层社会的负面扰动，发现基层政府作为基层政权操作主体对资本下乡实际成效的发挥起到关键性作用，因此，本文以资本下乡过程中基层政府的角色定位为研究主题，一方面为呼应资本下乡的时代热潮，另一方为揭示资本下乡中基层政府因治理困境下的策略选择而产生的角色异化。
　　本研究主要通过对比分析资本下乡中工商资本、基层政府与普通小农间的博弈力量对比与博弈逻辑转变来揭示当前中国体制环境下基层政府角色的异化现象。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基层政府一方面是基层社会规则制定权、资源配置权与收益再分配权等政治权力占有者，另一方面又是基层场域共容利益构建者、集体行动促成者及民众意志表达与维护者，多重权力叠加与多重责任的聚合构成了基层政府的角色现状。此外，基层政府角色现状与其所处的结构背景密切相关，基层政权在经历了由汲取型到悬浮型再到协调督办型角色的历史嬗变，成为国家顶层制度设计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撑农村”发展战略转型与“项目制搭建国家与基层对接”治理机制探索的践行者。正是在此多重角色背景下，基层政府出现短期化“作秀”的压力型角色、理性化“谋利”的趋利型角色、策略化“投机”的权力非均衡型角色及网络化“非正式”的差序型角色四种变异类型，并呈现出治理目标文本化与治理目标替代、乡土性权威与商业性权威并用及资本权力化与权力资本化并存的特征，更产生了基层政府决策钟摆式举棋不定、权力结构紊乱失衡、合法性与公信力困境、“政社关系”的悬浮；基层治理村庄虚化与阶层再造、农村合作社虚名与三产融合异化、资本脱嵌悬浮与地方保护主义强化及公共性解构与基层治理内卷化；普通小农挤出与地位边缘化、三农发展内卷化与多重生存风险并存等负面影响。本文认为，基层政府角色异化的形成包括压力型体制、双重委托代理、制度缺失等多重机制，并在资本项目捆绑式下乡、利益连带性资源分配、正式权力非正式化运作等技术治理机制的辅助下成功的从政治博 弈逻辑转向支配博弈逻辑。为了矫正异化的政府角色，本研究提出发挥优化激励与监督长效制衡机制和财权与事权均衡机制的治理机制；明晰制度规则、重塑基层权威和强化组织功能的运行机制与迎合社会网络的治理机制；探索基层软治理机制、引入村社自主性机制及重构基层公共性治理机制的创新机制三种机制的综合作用。
　　资本下乡是基层社会现实发展需求与顶层制度要求共同催生的产物，但资本究竟发挥“促进性”还是“掠夺性”关键在于基层政权经营者的政府角色发挥。当前制度经济背景下基层政府在资本下乡运作中难免陷入“角色悖论”，导致资本下乡难以发挥互利共赢的正效应。所以，本研究从识别的目的出发，通过解剖资本下乡过程中多主体的互动博弈策略来揭示基层政府角色异化的内在机理，并据此尝试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