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国安全战略是小国安全行为、安全关切、安全目标的集中反映。由于大多数威胁在近距离传播比远距离传播更容易，国家往往更关注近距离的威胁，更易关心离其领土更近的安全事态。
　　在此基础上，由地区权力关系和地区社会建构共同构成的地区安全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塑造着小国安全战略的选择频谱。具体来说，“冲突形态→安全机制→安全共同体”的社会建构模式可以反映一个地区内小国的自我身份认知和威胁感知，并界定它们的核心利益，进而决定它们的安全行为和安全大战略取向：对于呈现冲突形态的地区的小国来说，生存是第一要务，因此小国总体上会趋向于“对抗”；对于呈现安全机制的地区的小国来说，权力和生存是第一要务，因此小国总体上会趋向于“对冲”；对于呈现安全共同体的地区的小国来说，发展是第一要务，因此小国总体上会趋向于“合作”。而“单极→两极→多极”的地区权力关系对于域内小国来说，意味着体系压力的强弱和策略选择的多寡，具体来说：单极意味着小国在该地区中受到的体系制约强、可选的具体策略少，因此具体战略实施中会趋向保守；两极意味着小国在该地区中受到的体系制约适中、可选策略增多，因此具体战略实施中会趋向摇摆；多极意味着小国在该地区中受到的体系制约弱、可选的具体策略多，因此具体战略实施中会趋向多元。
　　与此同时，小国不同的安全战略会对外展现不同的地区安全角色，而地区安全角色会导致不同的施动模式，进而在地区社会建构层面影响地区安全结构的形态。具体来说，“对抗”对应“麻烦制造者”的安全角色，“对冲”对应“理性中立者”的安全角色，“合作”对应“和平捍卫者”的安全角色，这三种安全角色分别会产生积极、波动、消极三种不同的施动模式。
　　以朝鲜核安全战略检验之，可以发现：自冷战时起，东北亚安全结构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的变化：冷战时期，呈现“冲突形态——两极”的模式；冷战结束后，呈现“冲突形态→安全机制——单极”的模式；21世纪初到2017年，呈现“冲突形态→安全机制——多极”的模式；2017年后，呈现“冲突形态→安全机制——多极(极数增长)”的模式。
　　东北亚安全结构的变化也塑造着朝鲜核安全战略的具体形态：冷战时期是朝鲜核安全战略的酝酿阶段，这一阶段朝鲜以培养核武建设人才和建设核工业基础为主；冷战结束后是朝鲜核安全战略的试探阶段，这一阶段朝鲜外交努力和核武开发并进；21世纪初到2017年是朝鲜核安全战略的全面推进阶段，这一阶段朝鲜集中力量发展核武器及相应的运载和打击能力，相关外交努力也服务于核安全战略；2017年后是朝鲜核安全战略的转型阶段，这一阶段朝鲜开始调整核安全战略的主要目标，以对美接触和谈判为主，将核武力量作为谈判筹码和决策保障。同时，朝鲜核安全战略对东北亚社会建构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影响，从冷战时期的影响较小，到冷战结束后积极、消极并存的波动式建构模式，再到21世纪初至2017年的消极建构模式，最后在2017年其转变核安全战略后，现阶段呈现积极建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