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及其作品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东西方文学家和理论批评家的不断阐释和建构,其中从意识形态角度建构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易卜生主义”,在西方的语境中以肖伯纳的建构最为有名,在中国的语境中则以胡适的建构最有影响力。五四时期,在所有翻译过来的西方文学大师中,易卜生无疑是极少数对中国文学思想和创作技巧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者之一,这一点完全可以从五四运动的主将胡适为《新青年》编辑的“易卜生专号”中见出。而易卜生却被当作一位预示中国现代妇女解放运动崛起的革命思想家而鼓吹着,由于鲁迅、胡适等新文学运动的主将们的努力,一种带有鲜明本土特色的“易卜生主义”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诞生,这种“易卜生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翻译过来的或人为建构的产物,主要是用来抨击中国的黑暗社会现实以及封建的社会和文化习俗。“易卜生主义”的中国变体对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催生了一大批模仿娜拉追求自由个性主义的女性形象和作家。然而“易卜生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发生是一种“用的选择”,所以在“拿来”的过程中,发生了这样那样的误读,但它带来的影响却是积极的,深刻的,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本文主要分为三部分:引言概述了五四时期对易卜生作品的译介过程中产生的一些误读现象。第一章讨论了“易卜生主义”与五四新文学的发生:分别论述了东西方不同语境下的“易卜生主义”;五四新文学的发生何以需要“易卜生主义”以及“易卜生主义”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第二章讨论了五四新文学对“易卜生主义”的误读:分别论述了五四新文学对“易卜生主义”的误读以及原因。第三章讨论了五四新文学与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之间的关系。“五四”新文学的先驱们热情的关注世界上一切被压迫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他们在与那些有着同样苦难的民族话语中听到了相同的声音,激起了强烈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