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领域,由于现行投资仲裁体制在实践中暴露出诸多先天性缺陷,片面强调投资者利益的高标准保护而对投资东道国的规制权造成严重威胁,从而引发了ISDS机制的“合法性危机”。晚近,部分国家和地区针对国际投资仲裁程序现存的问题,实施了一系列带有明显卡尔沃主义色彩的改革措施,例如,终止现存的双边投资条约以及退出ICSID公约。至此,卡尔沃主义在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再度被宣告“复活”。鉴于以上背景,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作为一项与卡尔沃主义密切相关的传统国际习惯法原则,随之在国际投资仲裁改革中重新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无论是拉美等发展中国家,还是当初大力鼓吹投资仲裁、排斥当地救济的美欧等发达国家,都不约而同地发出了回归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呼吁,主张将东道国当地救济作为前置条件限制投资者国际出诉权,以期达到间接强化东道国规制权的效果。因此,当前对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改良设计,不仅事关国际投资仲裁机制的生死存亡,还是改善现有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不平衡性的关键。有鉴于此,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在当前卡尔沃主义“复活”视域下实现了何种程度上的回归?其回归趋势的背后体现了怎样的价值取向?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在未来ISDS机制改革的道路上又将何去何从?我国在实现双向投资大国身份的转变后,就今后投资协定中用尽当地救济条款的适用该如何抉择?这些都是我们在当前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首先对“卡尔沃主义”、“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理论概念进行简要概述,进而阐明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为后续章节做好理论铺垫。其次,结合晚近以来的法律实践,将卡尔沃主义划分为激进、温和以及伪善式的“复活”,在此基础上综合分析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回归路径。再次,通过研究该原则当前适用变化的内外部原因,探讨当下用尽当地救济回归趋势背后所体现的价值取向与发展走向。最后,结合我国资本输出国与输入国双重投资角色的现状,围绕东道国和投资者利益再平衡问题,提出我国关于用尽当地救济原则的立场选择及完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