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两个重要的小说形态，虽然他们都涉及到了民国时期的革命斗争生活，然而相隔数十年的生活经历却使不同时代的作家在面对同样的历史题材时作出了不同的历史判断。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作家由于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特定社会意识形态的规约和各自时代文艺政策和外来文学的影响，在革命文学观、革命历史意识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在文学的真实性上也由生活层面转向精神层面。　　由此形成了对革命历史题材的不同言说。表现为把历史直接生成文本，即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历史进行了文本化地呈现，形成了几代人有关革命历史的深刻记忆。革命历史小说作家把历史的客观性，不容置疑性放在首位，运用历史事件来表现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达到回忆历史，书写过去发生的历史真实来让后人铭记的目的；同时对英雄人物的塑造形成庄严、崇高、严肃的艺术风格。新历史小说作为新思潮、新观念的产物，突破了传统革命历史小说以纪实性、典型性的现实主义叙述历史的风格，超越了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用国家权力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图解历史的局限，运用虚构、想象的手法以理性来质疑历史、反思历史、创造历史，作者不再努力寻找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不再试图展现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他们让偶然性支配全文，使“偶然”成为历史状态的本身，把历史发展的有序性巧妙地转化成一种无序性来表现；对人物的描写也由崇高回归世俗。他们所叙述的历史只是充当了一个外壳、一面道具，其中已经融进了大量当下社会现实，具有鲜明的现代性和当下性，在八九十年代的文坛上可谓独树一帜，是时代由共名到无名状态下的产物。　　由于处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与政治背景下，作家们对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书写形成不同的言说方式，表现出不同的精神追求。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主要是关照民族精神、体现阶级性、熔铸伦理道德。新历史小说则由群体转向个体，体验个体生命、挖掘人性，只是发展到后期由于过分迎合市场需求，某种程度上表现出精神追求的异化。　　革命历史小说着眼于正史，建构的是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宏伟叙事和英雄主义形象，这种创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反映出当代小说家重建历史文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及把握时代精神的主题意向。但不足之处则是让私人化、个体化的感悟处于沉默状态。新历史小说消解了国家的、民族的、革命的史诗性书写，依凭创作主体自由地虚构、想象来重组历史，回归个体家族史、村史，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如婚丧嫁娶、家族斗争等被推到了历史舞台的前列，历史在现存的状态上是不在场的。通过对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与新历史小说的比较研究，意在向读者阐明无论我们搞文学研究还是文学创作都必须：第一，建立一种（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的）写作意识；第二，发扬一种创新精神第三，协调一种和谐关系。从革命历史小说到新历史小说的发展演变来看，在文本创作上是一场书写革命历史的“哗变”，给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新的历史叙述方法、新的历史观念和新的历史表现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