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60”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中国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该目标事关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生态建设调整,是绿色升级的必由之路。但是,中国高度依赖化石能源,在绿色革命中必然会受到冲击,所以,中国提出碳减排目标,并实施了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因为加入了宏观经济因素、社会能源消耗因素与自然环境因素,被认为是衡量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关键指标。因此,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出发,研究其对我国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并针对实证检验结论提出若干政策支撑意见和对策建议。在系统梳理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方面的相关文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剖析了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是如何通过成本、低碳技术创新和市场化三个方面,对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产生影响。在测算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时,不仅包括了常规污染物排放,还包括了CO2排放量,并根据IPCC提供的方法对其进行估算,使得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测算结果更加完善。在实证检验方面,利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衡量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并以此构建双重差分法模型,研究制度对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初步检验过后,为保证实验结果稳健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为进一步检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影响能源效率的区域差异性,分别对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实施情况进行异质性检验;最后,对低碳技术创新和市场化影响机制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单要素能源效率方面,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东部地区影响最大,对中部地区影响最小;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方面,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西部地区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升效应最大,东部和中部地区不显著。影响机制上,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一方面通过低碳技术创新对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起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市场化水平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起到积极作用。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完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同时,还要充分发挥其他绿色金融政策等方式,从而促进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对能源效率的改善。第二,引导企业内部管理层积极增强碳排放方面的科技创新能力,增加研发投资,外部要求国家制定一定的补贴政策,引导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第三,针对“三高”行业,在完善对环境严格规制的同时,地方政府部门亦需厘清自身定位,合理干预,才能够有效减缓资源配置扭曲问题,用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推动资源要素配置,从而提升能源效率;同时,政府部门在提供给经济交易主体完善的平台时,也要处理好政府部门与经济市场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注重公平性的基础上,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第四,对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实施,要充分衡量各个地区自然禀赋状况和经济发展情况,充分考虑各个地区历史累计碳排放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