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掀起了现代化的热潮，同时伴随着深刻的社会变迁。在现代化过程中，一方面，社会结构日益分化、经济持续迅速发展以及城市化不断加深；另一方面，随着人员、资本、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大量的社会问题开始出现，环境污染、经济发展不平衡、食品安全等问题，给社会带来巨大的风险。中国正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既要“接受”全球化带来的普遍社会风险，又要面对转型期国内的特殊社会风险。改革开放30多年来，市场化、城市化和商品化使得中国社会发生深刻的结构转型。社会群体日益分化，利益主体之间的社会差别逐渐被拉大，社会矛盾与冲突日益严重，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在社会转型①的背景下，社会风险逐渐凸显出来，基于利益诉求的群体性利益表达成为当前社会管理的重大挑战之一。由于现有政治体制的限制，常规的行政或司法等体制内的利益表达形式并不能满足社会主体利益诉求的需要，因而群体性利益表达成为社会风险形成与演化的依据所在。当前学术界有关社会风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从风险社会理论出发，将传统社会风险与现代社会风险作了严格的区分，探讨社会风险的类型与表现形式，分析了现代社会风险在多个领域的具体表现；二是从社会风险的根源入手，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解析了现代社会风险频发的原因；三是研究社会风险的应对机制，有些学者提出需要完善现有的社会风险管理体制，建构社会风险的多元性机制，从而实现社会和谐与包容性发展。综合学术界现有的研究，可以发现，研究社会风险不仅需要从根源、表现形式以及应对机制上入手，而且需要研究现今社会风险的形成、演化与应对机制，从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社会风险防范机制。本文以社会转型期作为研究背景，依据风险社会理论，研究中国的社会风险问题。通过对F村群体性利益表达事件的研究，解析了社会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从而把握了社会风险的形成、演化与应对机制。由此，提出了本文的核心观点：改革开放以后，利益失衡、社会结构分化带来了诸多社会风险，而化解社会风险的机制又存在不足，导致社会风险不断演化，最终危及社会管理。本文具体探讨了社会风险的形成、演化与应对机制，得出以下结论：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体由被动走向主动，开始以独立的利益主体身份走上历史的舞台。在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导致利益分化逐渐加大，但目前的利益表达机制根本无法满足社会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社会风险由此形成。社会风险形成以后，需要对其加以控制，防止风险不断演化。目前社会风险应对机制包括：安抚机制、合作机制、冲突机制、竞争机制。在社会风险演化的过程中，这些机制无法从根本上化解社会风险，反而导致社会风险朝着更加恶性的方向发展。利益主体无法通过正常途径维护自身利益，政府又不能满足其利益诉求，导致社会主体对管理者失去信任，最终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针对目前社会风险的应对机制，建立有效、多元化的社会风险防范机制十分必要。社会风险的形成、演化与应对机制要求我们治理社会风险要从源头、过程做起，注重政府与社会这两大社会主体之间的配合，形成综合治理局面，真正做到将社会风险消解在萌芽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