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底,我国已成功实现了全面脱贫,接下来将进入以“解决相对贫困和精神贫困”、“防止脱贫人口再次返贫”和“实现乡村振兴”为主旋律的发展阶段,因此,为促进乡村振兴与数字普惠金融的不断发展,需要重点关注如何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问题。随着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的融合,数字普惠金融这一概念逐渐兴起,如何把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收入相结合来促进农民增收,实现乡村振兴是未来“三农”政策关注的基本方向。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先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进行阐述,再对其影响机制和现状进行分析,然后选取2011-2019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和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使用门槛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门槛模型的实证结果显示:当数字普惠金融作为门槛变量及其三个子维度作为门槛变量时,其对农民收入均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当经济增长作为门槛变量时,数字普惠金融及其三个子维度对农民收入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人力资本作为门槛变量时,数字普惠金融及其三个子维度对农民增收具有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存在单一门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的三个子维度对农民收入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其中数字化程度对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呈现出先增长后下降的现象。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收入之间存在显著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且直接效应显著为正,间接效应为负但并不显著;在农民收入性质上,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非农业收入存在显著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农民农业收入没有空间溢出效应;在数字普惠金融分维度上,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对农民收入存在显著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化程度对农民收入存在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在分区域上,西部地区存在显著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东部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滞后一期的现象,而中部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明显。因此,针对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完善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投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强各地区间的合作、“因地制宜”制定相关政策、提高农村金融监管力度六个对策建议,以此提高农民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