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走红于1940年代的上海。1950年代之后,却被大陆读者遗忘。学术界对张爱玲的研究在一度沉寂之后,是从海外异军突起而回归国内的。1980年代以来,国内研究张爱玲的成果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然而土壤相异,果实不同,海外与国内的张学研究从研究方法、思维方式、理论运用等方面都大相径庭。因此,在这样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每个译者对于原作有着自己的理解方式和翻译方式。本文选取了《倾城之恋》作为分析对象,因为《倾城之恋》是张爱玲最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之一,是一篇探讨爱情、婚姻和人性在战乱及其前后,怎样生存和挣扎的作品,并且《倾城之恋》是被翻译次数最多的一本小说。张爱玲作为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作家,用词讲究,文风独特,除了能恰到好处的运用方言,还有不少与当下行文规范不同的独到用法,而这些使得小说的翻译变得更加艰难。《倾城之恋》的日文译本总共有3种,因无法入手上田志津子翻译的版本,所以本文选取了藤井省三教授和池上贞子教授的译本进行译本比较分析。在对译本比较的分析时,全文采用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放弃了对“直译”、“意译”的探讨,强调两种语言之间达到功能上的对等。不再追求译文与原文必须机械性的在形式上保持一致,他追求的是一种译文在“等效原则”基础上,寻求译文与原文在具体语境、文化和功能上的“对等”。他将翻译的目标定义为追求“保持与原语讯息之间最自然的对等”。这里的“讯息”不仅指内容,形式也有意义,也包括形式。奈达认为,要使译本与原作产生相似的文学效果,内容上的对等要优先于形式上的对等,即要达到功能必须达到意义上的对等同时尽量满足形式上的对等。本论文就是以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为理论依据,分别从意义传达,风格再现两个角度对两个译本分析,考察两个译本与原文在功能上的对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