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是实现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要把人才作为创新的第一资源,更加注重强化激励机制,改进科研人员薪酬管理制度,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变革对于劳动力保护、人才激励乃至企业创新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那么,养老保险制度体系的完善是否能够真正地促进企业创新,推动科技进步的经济社会效应,这一问题在当前新冠肺炎导致的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的环境下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近年来税务部门征缴、制定降费率和延迟退休方案等一系列举措的出台,中国养老保险制度体系的完善逐渐加强并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但同时,养老保险基金的偿付压力也在逐步攀升。在中央调剂制度的背景下,各地区的养老保险基金偿付能力虽然有所差异,但半成以上的省份都将逐步面临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支的情形,严重威胁到未来企业员工的退休福利保障。本文试图探究养老保险基金偿付能力是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的,以此引导政府优化政策来降低养老保险基金偿付能力过弱对企业的不利影响。本文预期,在控制诸多公司层面的特征、年度效应、行业效应以及地区层面的固定效应之后,各地区养老保险基金偿付能力的提高会促进该地区企业更多地进行研发创新,并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解决内生性问题。接下来,本文考察地方养老保险基金偿付能力影响企业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首先,本文考察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力保护机制对地方养老保险基金偿付能力促进企业创新的作用,结果显示,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涨会抑制这种促进作用。其次,地方养老保险基金偿付能力的提高是通过促进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提升进而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的增加,从而验证养老保险基金偿付能力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效应。最后,本文尝试通过横截面层面的考察,印证养老保险基金偿付能力影响企业创新的理论路径。首先,本文预期,那些在遭遇外部冲击时有能力摆脱经营困境的企业（表现为国有企业、弱成长性的企业以及规模较大的企业）,在养老保险基金偿付能力提高时更有可能提高创新程度。其次,养老保险基金偿付能力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主要集中在GDP水平较低以及社会平均工资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换言之,经济社会发展压力较大地区的企业）。本文结论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贡献:第一,以往文献大多从缴费率等相关指标的单一视角来研究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而鲜少从宏观财政政策的视角来研究养老保险基金偿付能力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本文从养老保险基金制度可持续性对企业缴费合规性的传导作用的视角来探析偿付能力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是对养老保险基金偿付能力相关研究的有益补充。第二,现有文献对企业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政策、税收征管、政府补贴等与技术研发直接相关的政策制度因素以及股权结构、治理结构等企业内部因素来探究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而鲜少从劳动力保护、人力资本投资、薪酬激励等劳动力因素的角度展开研究。本文试图从养老保险基金偿付能力这一员工福利保障视角,研究其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第三,养老保险基金偿付能力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企业的创新活动,然而会给养老保险制度的参数优化设计带来挑战。政府在制定和实施降费率、延迟退休等方案时,也应当充分考虑其对企业行为决策的影响。在维持制度可持续性的同时,也要关注其对企业劳动力成本的影响,构建有效的协调机制以规避养老保险制度设计对企业创新的消极作用。本文认为,一个可供选择的调节性方案是:国家可以适当地降低养老保险法定缴费率以提高养老保险基金偿付能力,从而提升企业养老保险的缴费遵从度,通过逐步延长退休年龄,适当降低待遇水平同缴费水平相适应,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劳动力要素和技术要素投入的双重效应促进企业进行研发创新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