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构想实施以来,各国的投资合作逐渐加深。投资作为世界各国技术要素流动的重要方式,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大国博弈矛盾逐渐升级和新冠疫情爆发的冲击,投资合作存在重重困难。而投资便利化是投资活动顺利开展的保障,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发展进程。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实施和“走出去”战略积极引导的背景下,研究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对推进投资便利化进程、促进双边投资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的投资规模、区位选择及行业分布情况,并总结目前我国对东道国投资过程中主要存在的问题。其次,从基础设施、法制环境、营商环境、劳动力市场和金融环境五个方面构建投资便利化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计算2007-2018年沿线各国的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东道国投资便利化程度进行分析研究。然后,以中国向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存量为被解释变量,投资便利化水平为核心解释变量,沿线国家的市场发展水平、货物和服务出口占GDP比重、双边距离和双边投资协定签署生效情况为控制变量,构建时变系数拓展投资引力模型,运用局部线性虚拟变量方法,分析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向东道国直接投资随时间变化的影响。最后根据上述分析提出相关建议,为推动各国进行投资合作提供相应参考。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规模不断扩大,逐渐倾向对高附加值行业进行投资,各区域投资额相差较大,其中中国对东南亚地区投资最多,对中亚和东亚地区投资较少。第二,在五个一级指标中,劳动力市场对投资便利化水平影响最大,其次是法制环境、基础设施水平、营商环境,金融环境的影响最小。大多数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处于非常不便利的状态,各国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区域投资便利化水平整体存在非均衡性,其中西亚北非地区最高,中亚和东亚地区最低,各地区的投资便利化水平仍有待提高。第三,实证结果显示东道国的投资便利化水平、GDP、对外开放程度、双边投资协定签署生效情况均会正向影响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其中投资便利化水平的影响随时间变化逐渐增强,其余变量影响均是先增强后减弱。而双边距离则会抑制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其负向影响随时间变化先增强后减弱。本文的贡献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现有针对贸易投资便利化问题的研究多数围绕在贸易便利化方向,对投资便利化问题的单独研究还不够全面。为准确衡量各国的投资便利化水平,本文加入劳动力市场水平和营商环境进行分析,拓展了投资便利化指标体系,丰富了投资便利化的相关内容。第二,已有研究只能分析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水平与中国OFDI之间的线性关系,本文通过构建时变系数拓展投资引力模型,利用局部线性虚拟变量方法,实证分析投资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向东道国直接投资随时间变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