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受到重视和关注。从理论上看,经济不能无限增长,因为经济增长受制于资源环境承载力,二者是相互胁迫的关系。从国家政策层面来说,从“两山理论”到经济新常态的发展要求都表明我们既要保持经济稳定快速地增长,又要处理好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为我们树立了全新的经济发展观,要求我们从根本上转变经济的发展方式,提质增效。生态效率作为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可作为绩效评价有效衡量城市中经济是否又好又快发展。从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角度出发,引入能值分析方法,通过分别构建基于社会经济系统的经济效率和基于社会生态系统的生态效率,以揭示污染物与生产效率的关系。陕西省作为资源型省份,经济发展多依赖于生态系统所提供资源能源,因而生态环境也限制了陕西省的发展,同时人们对资源的依赖和索取进一步加剧了生态环境的威胁。依据《陕西省“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指出需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态体系和生活方式,破解资源环境的约束瓶颈。通过对陕西省各市的经济效率和生态效率的对比审视自身的发展,从中剖析出问题和现状,为合理规划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本文主要的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1)通过测度陕西省各市10年间的经济效率,全省呈现南高北弱的效率格局,且西安为效率最高区。南部城市汉中、安康、商洛效率逐渐增高,北部城市榆林、延安、铜川和渭南效率逐渐下降,西安市一直都是效率高值区。其中,年代谢总量由北向南不断递减;能值外向度高值集中在陕西南部,西安开放度最高且与其他城市拉开较大差距,北部地区对外资源的依赖度最小;代谢效率与代谢通量均与经济效率呈负相关关系,陕西省的代谢效率均有所下降,其中铜川市降幅最大,达到1.63E+20Sej/亿元;代谢通量始终是上升的,高值区位于榆林、延安和铜川市,榆林市和延安市都依靠资源发展经济,虽然其经济价值转换率都较高,但是以巨大的人均资源消耗量为代价的。(2)陕西省的生态效率同样呈现出“南高北弱西安强”的效率格局。除延安市和榆林市外,其他城市的生态效率均缓慢上升。不可更新资源能值占比衡量了各市的能源消耗,呈现北高南低的趋势;近10年各市的废弃物能值占比不断下降;环境负荷力由北至南逐渐降低,且近10年来不断下降。(3)对比经济效率和生态效率,可得生态效率总体小于经济效率,并剖析了各个城市的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现状和问题并提出建议。通过效率值的差值分析,证明了环境污染对经济效率的损失及贡献率(OUP·(W-R))/(U·(U-R+W))。在理论上结合生态学原理和热力学定律,解释了废弃物排放不仅仅对环境产生了负向影响,并且在经济活动中导致了经济效率的损耗。(4)对比经济效率和生态效率的全局空间自相关,两种经济效益的表现在空间上都呈现出阶段性发展,并随着时间的增长不断加强其内部的集聚性。但是生态效率的集聚要慢于经济效率的集聚,说明环境污染指标影响了陕西省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使得空间集聚效应减弱。(5)对比经济效率和生态效率的局部自相关,效率值都在陕西北部和南部集聚,且逐渐形成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从时间截面变化来看,陕西省北部地区都经历了效率的上升而后下降的过程,陕西省南部的城市却逐渐加强并形成集聚区。本文的创新之处为.:一是通过引入能值分析法,基于经济学生产率概念和生态效率的经典公式构建了经济效率和生态效率的测度公式。以此为基础,通过分别构建经济效率和生态效率的评价体系,对陕西省各市的现状、问题和趋势做出了剖析。二是基于对比研究的视角,并通过差值分析分别从实证和理论的角度证明了环境污染对经济效率造成的损失和损失的多少。以往学者只是单纯使用生态效率作为地区绩效进行评价,而忽视了生态效率和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