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们对于经济飞速发展的目标和环境保护的要求之间产生了冲突。在我国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企业、个人对环境资源的消耗增多,我国环境保护的不足逐渐显露出来,面临着生存环境持续恶化的风险,环境负荷接近临界点;同时,环境污染也严重影响着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地方在环境治理过程中,治理水平十分有限,传统的环境治理制度治理效果不尽如人意。由于利益主体多元,传统环境治理制度难以形成跨区、跨部门的合作治理,且缺乏公众参与,容易出现地方环境治理的失灵。为了改变地方环境治理失灵的状况,环保约谈逐渐兴起。不同于传统的环境治理制度,环保约谈作为一种政策执行新机制,具有创新性,是政府的柔性行政行为,与当前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念相一致。通过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行政级别较高的“条”对行政级别较低的“块”进行约谈,多以提示、告诫、警示、督促等方式。环保约谈是一种类似于行政指导的环境行政行为,具有调查功能和商谈功能。环保约谈明确了政策执行主体,建立起了政府的环境责任体系,压实了地方政府的环保责任;在环保约谈过程中多元主体参与并合作治理,集中了权威资源;环保约谈将环境规制提前到源头,有效的预防了环境污染的风险,提升了地方政府环境行政执法的有效性。但当前我国环保约谈还存在许多的问题,如没有较高层级的法律法规对环保约谈制度作出明确的规定;环保约谈制度的适用范围、适用对象泛化;环保约谈制度效果缺乏持续性,存在运动式治理的短期行为;环保约谈后续的监督不够,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环保约谈过程中双方的协商沟通不够,政府行政干预过多等。因此,有关部门需要加强对环保约谈的内部、外部监督,建立对环保约谈及后续监督的长效机制;我国应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合理确定环保约谈制度的适用范围;环保约谈的主体需要进一步的优化有关的程序,增强环保约谈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商合作。我国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环保约谈制度,充分发挥环保约谈制度的优势,推动多元主体协作治理生态环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