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展开,如何预防腐败成为我国反腐败战略的重要内容,“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成为我国反腐败的重要方针。监察委员会的成立整合了原本分散的反腐败资源和力量,使我国反腐败斗争进入新阶段。与惩治腐败相比,预防腐败有更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反腐败机构必须具备更高的专业化水平和综合能力。随着国家反腐举措的有力推进,全国范围内的腐败存量呈现日益减少的形势,如何预防腐败来遏制腐败增量成为额监察委员会的一项重要任务。然而,由于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时间较短,《监察法》的出台也较为仓促,在立法和实践中预防腐败职能的履行仍有很多不足之处。比如监督职能法律规定不完善、党内法规和法律法规衔接不畅;监察委员会内部组织机构不健全,缺乏统一的预防腐败机构;制度建设不完善,比如财产申报机制、社会参与机制不健全、监察委自身监督机制有待完善。探讨国家监察委预防腐败存在的问题及提出相应的对策,对目前我国监察委预防腐败监察难点具有现实意义。除引言和结语之外,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系统分析预防腐败职能在监察法中的体现,具体包括预防腐败职能在监察法中的定位,立法体现和立法评价。《监察法》第六条规定了“国家监察工作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强化监督问责”。虽然《监察法》并未明确规定监察委员会的预防腐败职能,但这并不意味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职能的缺失,而是将预防腐败职能蕴含在监督检查、廉政教育、监察建议的具体职责之中。监督的一个重要功能是预防,即通过事前监督在不利影响扩大化之前,提前发现可能导致公职人员腐败的各种现实或潜在因素并将其控制在初级阶段,从而达到预防腐败的效果。廉政教育以道德规劝为主要手段,引导公职人员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使受教育者从思想上抵制腐败。监察建议可以促进相关单位制度整改,加强腐败防范机制,提高预防腐败效果。第二部分分析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我国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二元化立法的腐败治理体系以及监察委员会与纪律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的体制,形成的中国特色权力监督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但也可能会引发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衔接不畅等问题。从“三驾马车”到“一马当先”的机构融合来看,监察委员会内部并没有设立统一的预防腐败职能部门,这也影响了预防腐败作用的发挥。从制度建设来看,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社会参与机制、监察委员会自身监督机制等重要的预防腐败机制不健全,监察法对此并没有相应的具体规定和衔接。第三部分探究加强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职能的相关考量因素。加强预防腐败职能是践行积极治理主义的反腐败理念的要求,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腐败治理体系一体推进的要求,也是履行反腐败国际义务的必然要求。在反腐败新时期,应当改变传统时期以惩治为主“直接打击”的预防腐败理念,通过多元化手段惩防协同,建立腐败预防的长效机制。“三不腐”体系一体推进,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反腐败领域的智慧体现,其总结了反腐败成果经验,揭示了反腐败斗争基本规律,提升了腐败治理理念。腐败治理作为全球性问题,联合国专门出台《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预防腐败为宗旨,指导各国反腐败实践。作为《公约》缔约国,我国义不容辞地履行国际义务。第四部分,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如何将监察委员会制度优势进一步转化为预防腐败效能的完善路径。可从三个方面完善: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统一的反腐败基本法;完善监察委员会内部组织机构,增设统一的预防腐败机构;完善制度建设,落实官员财产申报机制、反洗钱机制、社会参与机制等重要预防腐败制度。反腐败斗争并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预防腐败更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工程,对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不腐体制目标,加强自身监督制约机制,进一步提升预防腐败的有效性,才能在这场博弈中取得长久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