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非法行医罪入罪以来,关于本罪的各种争议不断。究其根本原因,并非完全是由于法律设置的严重漏洞,而是实践中非法行医的形式层出不穷,增加了定罪量刑的难度。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有关审理非法行医案件的司法解释,详细解释了“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情节严重”的具体情形,对于准确认定本罪的情节以及标准有着重要意义。虽然对主体认定中的五种具体情形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但由于实践中非法行医形式多样,认定本罪主体仍存在困难。非法行医牵涉到的不仅仅有刑法的规制,还有一系列行政法规和政府政策的规定。所以对于非法行医行为的打击,既要刑罚得当,又要防止打击面扩大,妨碍我国正常的医疗管理秩序。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本文以影响较大的胡万林非法行医案为切入点,对案件的争议焦点以及所延伸到的实践难题予以解读。通过学者们理论上对于非法行医罪主体的讨论,明确非法行医罪主体的含义和实质要件,并且对于实践中传统医学、单位非法行医、跨地域跨专业行医、乡村医生这四个难题进行分析,提出解决措施和法律适用意见。本文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胡万林非法行医案的案例简介和分析,引出本文所要研究的内容。第二部分重点阐述对于非法行医主体含义的理论探讨,主体的实质要件分析,共犯理论以及一般主体的问题,从而更好的认定刑法意义上的本罪主体。第三部分是结合非法行医罪的典型案例,提出实践中非法行医罪主体认定中的疑难问题。第四部分是运用刑法理论,结合实践难题,不仅对于目前理论界的不同观点有所陈述,更重要的是,提出本文的观点,论证如何解决本罪主体认定中的疑难问题。